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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陕甘回变

    1862年,由于对清廷不满,汉回之间的民族冲突,加上官府的腐败和欺压,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在陕西的影响发动起义,意图在陕甘建立西北民族自治。随着左宗棠、多隆阿等人率领的清军对西北回民的屠杀,白彦虎率领的起义军逐渐式微,最后败走俄罗斯成为“东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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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陕甘回变 编辑

      1862年,由于对清廷不满, 回之间的民族冲突,加上官府的腐败和欺压,在陕西的回民趁 太平天国捻军在陕西的影响发动起义,意图在陕甘建立西北民族自治,但是并未提出云南 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那样"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口号。其初期的主要领导人有 赫明堂、马生彦、 马振和白彦虎等。同时在宁夏也爆发了大面积的回民民变,其主要领导人有马兆元和 马化龙。 在陕西的回军一开始可以趁清军忙以对付太平天国的机会在陕西中部立足,但是从 1864年开始就被清军逼迫退守陕甘边区。 太平天国被消灭后, 左宗棠率领湘军开始对陕西山西一带用兵。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在捻军被击破后再进攻位于陕西的回军, 1866年回军退守甘肃。 1869年左宗棠派 刘松山进攻宁夏的金积堡,马化龙接受安抚后见清军屠城,迫于压力再次发难,兵败后被杀。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 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 1872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回军被迫退出青海。 1873年退到新疆,最后逃往 俄罗斯得脱。陕甘回变由此告终。

    史实简述/陕甘回变 编辑

    事变起于矛盾和压迫

      中国历史学家 马长寿曾经评价说:“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对西北回民历史来说,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变动。在此变动发生以前,陕西各县,特别是渭、泾、洛三河流域,是我国回民的一个主要集中区或杂居地,但自这一运动发生以后,清代统治者把陕西各地原有的回民,除了西安城内的回民以外,整个驱逐出境或屠杀了。这一空前未有的大变动,改变了历史上陕西人民民族成份的原有面貌。”(见于《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序言)
      当时的社会背景:
       第一,清朝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的官僚和地主对西北人民施行沉重的 田赋附加的剥削。清代的田赋附加,起于 康熙六十一年,当时每正赋银一两之上加征“耗羡”二钱,以为政府办公费和官吏津贴之用。 乾隆年间,加征“平余”,巧立名目,摊派重叠。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正赋一两之上,“正耗”、“平余”加至一两五六钱之多,换言之,实收的田赋增加到了正规田赋的160% 陕西田亩,除了民田之外,还有元明时期留下来的“屯卫田”、“更名田”,都是官产,农民种官田者,必须缴纳 “本色”、“样粮”、“土粮”、“余粮”等,仓吏收租时,巧立名目,把十多个项目摊入租赋之中。在同治年间以前,以永丰、敬录两仓道来说,每年政府收入的征粮不过十八万石,而官吏对纳粮百姓的剥削量就有二十几万之多。贫苦农民,无论回汉,已经无法生存,还有忍受附加之外的差徭。  西北地区,清代一直战事不断,自从统治着发动新疆、西藏、金川、镇压白莲教等战役以来,兵差特别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为供应索伦锡伯军队过境,陕甘八个州府供应的军需物资,派遣了一万一千九百头马骡。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需要准备大量军费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因而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更为加重。陕西地区,在回民起义之前就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第一次是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县渭河以北的农民,反抗盐课摊派而“交卸农具”,它是类似工人罢工的消极反抗办法,后来很快就被官府瓦解 ;第二次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潼县李桥人杨生华号召村民起义,渭河以北几个大镇都参加了,与官兵相持数月后失败,杨生华全家被杀。  1762年,清政府颁布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法令,当时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于终身戴枷,汉民犯同类案件时只判笞刑。在回疆地方清政府分建回汉二城,二城之间的交通受严格限制,规定回汉间不得通婚。此外,在公文书中常常“民回”连称,把回从民中分开,又常用回贼,回匪的名称,并在回字上加反犬旁。这样不仅在回民的心理上造成了伤害,而且也无意中使本有的民族矛盾更具复杂化,当然这样又加剧了清政府同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矛盾。而当时汉民生活日益贫困,更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回汉矛盾及由此而引发的事件中官员对汉民的偏袒使得回民对清政府的仇恨进一步加强。
       第二,当时各方面抗清势力相互联合:
      同治元年,渭南的回民武装与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结为联盟;同治五年, 张宗禹张禹爵率领捻军进入陕西;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运动以及陇东董福祥领导的农民运动,都与陕甘地区有着密切联系。 
       第三,由回民地主阶级和宗教上层人物领导的民族运动,归根结底是回族农民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
      回族的地主阶级,如代表地主阶级的陕西大荔青池村的温氏家族,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大荔禹家庄的禹氏家族和咸阳茶商木士元等,还有宗教领袖阿訇这一阶层,都在回民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回汉地主之间素有芥蒂,自唐代 郭子仪率领 回纥史思明后,沙苑地区被官府赏赐给回民做农牧区域,此处本是良好牧场,杜甫的 沙苑行、郦道元的 水经注,都描述过。但是自明代开始,外省的汉族地主不断向沙苑东西两侧发展,回汉地主之间由于竞买土地经常发生纠纷,同时回汉商贩之间、高利贷者之间为争夺利益也经常发生冲突。沙苑本来物产丰富,商贸发达,但是被地主阶级垄断之后,地主生活逐渐富庶,农民生活逐渐窘迫,如沙苑东边的赵渡镇、西边的孝义镇、西北的八女井镇,都是汉族地主官宦的发迹之所,如山东巡抚阎敬铭、河南湖北巡抚严树森、富豪赵渭南,都是利用沙苑剥削回民致富。咸丰九年,李游戎捐万金重修考院;同治元年,清军 多隆阿到大荔,军饷断绝,从八女井汉族地主李素福银窖里一次就抢走一百万两白银 (后来八女井村坚决不给多隆阿立祠);同治九年,李景福独立出资重修文庙;李春源出资把一座清真寺改建成节义祠。 可见沙苑附近是如何富庶,亦可见农民受剥削之重。地主压迫回民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每遇诉讼,必然贿赂官府、串通讼棍,污民为盗,严刑强迫回民认罪,甚至在华州、大荔县的公文中,可以找到乾隆年间一县官盖钰伙同州官写下了“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的判词 ;在渭南,有一位讼棍,为打官司的回民农夫和汉民地主同时写了两个状词,给回民写的是“十冬腊月天,地冻如同砖,镢锨铲不下,羊蹄怎能搬?”,但同时又给汉民地主写的却是“一冻一消,松得像马勃,羊蹄一拨,连根带稍。”因此回民是打不赢官司的;在蓝田发现有“汉人从前衙进,从后衙出”的行贿;在渭南孝义镇发现污民为贼的碑文;陕西布政使曾私下释放了在行者桥打死五名回民的七个地痞。在清军讨伐回民义军的过程中,各地汉民乡绅踊跃出资,很大程度上是想侵吞回民地产,把物产丰富的沙苑地区彻底垄断起来。 
       第四,地方势力(团练)的肆意妄为、抢劫杀人是激起回民起义的重要原因:
      陕西回民起义是由于当地团练杀害回民刺激而成。陕西的团练,是地主武装,其头目张芾在咸丰二年任江西巡抚,因太平军占领九江,被革职留任,咸丰十年调北京供职,十一年,丁忧居家,被任命为督办陕西团练大臣,会同陕西巡抚瑛桨围剿太平军和回民起义军。此人曾是同治的老师,对陕回主张“ 根除净尽,永葆无虞”。同治元年,“圣山砍竹”事件后,他故意将原本准备剿灭捻军和太平军的陕西团练引至回民所在的秦家村,放火抢劫杀人。兹引当时华阴县绅士李启讷(官至山西雁平兵备道)所记华州、华阴两县团练激起回民起义一事,足以供我们参考:
       “四月十九日,捻匪至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约集华阴乡团合力堵贼。迨华阴乡团齐集华州,询及华州回汉砍竹跶架之事,因而团练中有无赖者,忽起抢劫回民之念,然难以为辞。遂声言回民将作捻匪内应,必先除内患,然后再堵匪贼。二华团众,即寻至华州之秦家村,秦家村者,系华州回民居住之一所也。团众直至秦家村,声言‘回民造反,必先剿洗!’而秦家村回民自知无罪,苦口哀求,团众坚执不允,登时将秦家村放火烧毁,任意抢劫。团众此时,心满意足,饱载而归。恐回民之鸣于官而治其最也,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仍以烧房杀戮为令。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处,绝无生理,拼命相争。”
      张芾的狭隘思想和杀戮平民的罪行是激起民变的重要原因,他后来在回民起义后居然还去招安,结果被回民头领任武斩首。

    门宦之争与哲赫忍耶的传播

      李松茂先生说过“宗教和农民起义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有密切关系。”
      门宦来源于汉族的“宦门”“门阀”一词,是中国穆斯林的特有组织。它上有教主,道堂,下有清真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教主一呼百应,教徒唯命是从。门宦之间,各自独立,相互排斥,矛盾和冲突经常发生。明末清初,随着甘肃回族聚居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回族内部矛盾的激化,甘肃伊斯兰教内部产生了三大教派(格底目,依黑瓦尼,西道堂)和四大著名门宦(虎夫耶门宦, 哲赫忍耶门宦,嘎的林耶门宦和库不忍耶门宦)。
      清朝乾隆时代起首先在甘肃河州一带回民中出现了政教合一的门宦组织,是维系整个回民的一种宗教组织系统。门宦制度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改变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派生出十分复杂的内外矛盾。清政府对门宦势力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极力压制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清政府自乾隆以后竭力企图取缔回民的门宦组织,而且这一政策直接演化为清王朝对整个回回民族的歧视和排斥。这种专制统治在民族问题上的野蛮政策激起了西北回民的激烈反抗,这样很自然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清政府,使回民有了一个共同的反抗目标。 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和苏非主义在西北回族社会中的进一步传播,甘、宁、青地区的一些回族在远赴麦加朝觐期间接受并学习了新的伊斯兰教理论,回国后便积极传播,并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支持,使得具有较高组织程度的各种门宦开始出现在回族社会中。随着门宦的形成和门宦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回族社会内部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回族社会内部组织化程度的加强与提高。而这个变化过程所引发的社会整合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种社会关系的改变在西北地区穆斯林民族的内部与外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改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清王朝腐败的统治都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同时,回族门宦制度的发展是以回族社会组织化的方式来完成的,而这个方式是从宗教领域发展起来并以宗教形式来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回族社会内部的竞争导致了回族内部教派与门宦之间的矛盾斗争日趋激烈,从争夺教徒到争夺清真寺及其他各个方面,最终导致一系列大规模的械斗与仇杀事件。因此,清王朝对西北回族教派门宦矛盾斗争的利用、分化与打击,使西北回族社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迫,导致了西北回族与清王朝之间严重的矛盾对立与惨烈的流血冲突。从清乾隆十三年开始,门宦之间的权力斗争共爆发了五次,清王朝在西北地区的各级官员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和了解回族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对于教争问题的严重性与危险性的估计不足,所以在处理教争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直接促成了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教争问题所暴露出来的本质问题是门宦势力与官府统治的矛盾问题:一方面,门宦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加强了回族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与实力,增加了清王朝的统治难度;另一方面,教争的矛盾与回族和清王朝统治的矛盾密切相关,教争的升级终于导致回族、撒拉族与官府矛盾的尖锐对立并以起义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模式几乎成为清朝后期几次回民起义的一般规律。1781年,哲赫忍耶创始人 马明心的弟子 苏四十三领导了反清起义,但其教派争权的错误思想导致了起义迅速被清廷瓦解。1784年田五、张文庆等为首的石峰堡反清起义;1862年以马化龙为首的宁灵反清起义。
      马明心被奉为甘肃伊斯兰教“新教”(哲赫忍耶)的教祖。哲赫忍耶,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公开的”、“高念的”,故又称“高念派”或“高赞派”,自谓“明扬正道”。原为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中的一个派别,盛行也门一带。它于十八世纪中叶传入中国,距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它是西北回族伊斯兰教中各门宦中人数最多、传播地区较广、流传时期最长、最具有门宦制度的苏非派别,它的产生对西北回族近代史有着很大的影响。 清廷对马明心派“新教”阿訇们成功的利用宗教团结回民之举非常痛恨,马明心的后裔被发配到云南。马明心的高足马达三则被发遣到黑龙江,死于半道吉林。马明心另一名高足“平凉的穆大阿訇”因为体弱多病,不问外事,有幸得脱,被清廷免于追究。马达三即死,教下群众怜悯其无辜遭殃,对他的子孙另眼看待,而马化龙做为马达三的孙子,又受了“穆大阿訇”传教的衣帽,渐渐显赫于甘肃灵州金积堡(今宁夏灵武县)。同治年间“陕甘回变”中,马化龙、“穆大阿訇”的堂孙穆生花、河州(甘肃临夏)的马占鳌等成了反清首领,其中马化龙做了甘肃回教反清义军“大总戎”。

    仇杀贯穿始终

      相传回民起事前,秘请南王阁村铁匠打制刀具,再杀掉铁匠以防泄秘,然后购街上的竹竿以充刀杆。临潼知县通报情况后,紧急关城才保住一些人。而渭河两岸的全县村庄,30万汉人全被杀光。当时西安城里的陕西巡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对城里回民未杀一人;紧闭城门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再派陕西团练使张芾前去安抚。回民起事的大首领任武,杀了曾经血洗秦家滩的张芾,再杀自己全家的老母、妻子和孩子,以示自己已没有任何顾忌,血战到底。另一位首领白彦虎,立志掘掉黄帝陵。穆斯林民兵30万人号称“陕回十八营”,几个月内在陕西先杀团练和地主,后来干脆杀掉80%的与其抵抗的汉民。一年时间关中26个县长被回军杀害。只有一些县城内和逃入骊山的人口幸免。
      西北回民对汉民的屠杀,以及汉民对回民的报复式屠杀,可见甘肃各县的县志。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统计,回民屠城前镇原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据镇原县志:”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民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回民军队”陷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同年马化隆又陷灵州,”城中民人死者二万余”。《华州乡土志》记载:“当年五月庚寅(初九日),渭北回民军渡渭攻华州,焚杀一空。八月,据赤水镇,清军胜保西行,战于赤水镇,败绩。回军势力大振,在高塘等原〔州西南五十里)战争甚烈。”《华阴县续志》记载:“同治元年九月,回匪扰乱同朝杨村、羌白等处。回屡渡河而南。戕杀人民,烧毁房舍。十六日又焚华岳庙之颖灵殿及五风楼”《大荔县续志》记载:“六年(1887)正月十五,庚午黎明,回贼突至八女井,烧毁多公祠,杀伤乡民颇多,随至潘驿镇”《临潼县续志》记载:“新丰东北姚家堡,地势迁曲,民多被难其中,贼围七昼夜不克。会城陷,男妇闻变堕岸投井死者千佘人,无一生降者。”《续修蓝田县志》记载:“五月,同、华回匪起。九月,回匪大股犯县境。境内西寨、大梁、黑沟、草坪、嘴头等村回民一时并叛。贼纵飘忽,来往无常,烧毁各乡房屋殆尽。乡民老弱妇稚,杀害无算,惨不可言。”《三原县新志》记载:“虽孤城无虞,而县旧隶五百余村,俱遭残破,仅存东里、菜王二堡。乡城及难民共被害二万六千三百八名”《重修泾阳县志》记载:“十二月初四日,风霾四塞,赤黄修目。五更时,闻喊杀声,贼已由城东北角麻虎巷攀城而登。绅民男妇死者七万余人。初十日,焚衙署屋舍,光彻数里。贼昼来夜去,城中空无一人。”《续修礼泉县志稿》“回思壬戌七月七日,蹂躏晏村铺后来城西驰者无应日。葵亥五月二十三日攻城始,九月十一日宵遁,计一百零九日。居乡之人,令其存者十无一二焉,而在城者,以有城独存。” 当事人的回忆录、笔记比较著名的有刘东野所著《壬戌华州回变记》,临潼知县谢恩诰所著《再生记》,何明皋所著《述同治壬戌之乱》、《述野峪焚杀之惨》等“诸回蜂起,各据州县一隅为巢穴(若高陵之仓头镇、泾原之李家塔、咸长之苏家沟、野鹊嘴等处,其余鹜远,不暇悉知)。日肆屠戮,黄耆赤婴,不留噍类,我汉民亦劫数临身、望风披靡,杀虏之惨,不可阐述。”“总计自五月初九日以后,原下各里惟梁家老堡坚守经年,贼百计进攻,崇墉屹然。南沙涧以降贼得免。原上惟清凝、广秀二里贼踪未至,此外村堡庙宇,焚毁几尽。男妇被难有籍可稽者两万八千三百五十二人。”“平复后,检封谷口散骨,除房屋焚烧,狼犬食失外,计头颅一万九千有奇,掘墓四家。三月二十五日,远近男妇老弱,焚化纸钱,哀声震野,孝衣如林,予不禁感伤前事,遂吟一绝云:
      会年今日屠城中,烈焰血光相映红;
      到此翻成一片白,纸钱麻孝哭东风。”
      甘肃、陕西当地很多家族都有家谱,反映出同治年间人丁的变化情况,就能发现大批人死于这一时期。大荔县石肇基家留下了当年祖先逃难的“苦节图”,用图画记录了当时的情景。甘肃、陕西很多地方都有相关的故事流传,甚至当地的很多风俗习惯的形成都是由此而来。大荔县八女井曾在同治六年正月十五被回民屠三百户,很多妇女回娘家避难,流传下来每年正月十五回娘家的习俗。
      汉族民众和地方团练武装对叛军的屠杀进行了抵抗,并在最大程度上予以报复。同治二年(1863年)元月,清廷命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多隆阿入陕后,不断的向大荔、渭南、化州、华阴的回民军发起攻势,攻陷王阁村、仓头镇、乔店、孝义镇等回民据点,屠洗回民。“尸山积、血流成川”(《平回志》卷一)。 回族巨堡羌白镇被攻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 [杨毓秀:《平回志》卷1。《回民战争》Ⅲ,第68页]清军不仅在战场上杀戮回民,对放下武器的回民士兵和回族平民也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在宁夏金积堡回族首领马化龙乞降后,清军“将各凶悍客回千五百七十三人悉数骈诛。城中土回,拨出老弱妇女九百余人,其壮丁五千四百余人,夜中诸军入城纵火,枪轰矛刺,剿除尽净,肃州遂平。其老幼男女递解兰州设局留养,俟择地安插”[白寿彝.回民事变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193) ,清军一次就屠杀放下武器的回民士兵和平民达七千人。
      《中国人口史》记载,甘肃泾州四县,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逃亡和死亡82.2万,损失88.6%。据该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逃亡和死亡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左宗棠入甘肃时,形容“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西北回汉之间民族冲突引发的大规模屠杀,是左宗棠及其 湘军在平定回变后对西北回族展开报复性屠杀的重要原因。战前陕西省有回民180万人,在该省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且绝大部分分布在关中地区。战后只有 西安城内未参加作乱的3万回民得以幸存,其余回民一部分逃亡,其余人均被屠杀。1863年甘肃回民受到动员开始起事,并未屠杀汉民乡邻。但此后不抵清军进攻的陕西回军,进入甘肃遭遇地方汉民团练抵抗,团练未经军事训练,敌不过回军,每战必败,死伤惨重,很多汉民村庄被屠村。而多隆阿、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又在回军背后不断追杀。一部分回民为逃避报复,随白彦虎逃至俄国,成为今天的 东干族
      同治年间的动乱,对回汉两族都是大灾难,1880年陕西回民人口谷底数不会超过15万。同战前全省的175万的峰值人口数相比,战乱中损失的回民在160万口左右,人口损失率高达91.4%。其实在同治之前,《钦定兰州纪略》和《钦定石峰堡纪略》均记载过乾隆“ 根株净绝,永保无虞”八个字的上谕,自此之后清政府一直在伺机清洗宗教信仰浓郁的西部地区,直至同治年间的陕甘回变之后,左宗棠彻底确立了满清在西部的统治地位。
      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在战争中,回汉两族在陕西、甘肃两省互相仇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0.4万人。这一数字既包含战乱时期被屠杀的各族人民,也包含疾病、饥荒、自然死亡造成的人口损失。

    清廷的善后措施

      清王朝在残酷镇压回民起义的同时开始了对回族与伊斯兰教更加严格的管理与限制的善后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穆斯林的防范和实行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其善后措施主要有:其一,在选择有水、可供灌溉的荒绝地方;可以聚族而居,自成片段但不能与汉民相杂,无山河之险但便于管理地方的迁移原则下,实行人口迁移政策,其性质是强制性的;其二,被迁回民必须分散隔离,不得“私迁”“合居”或“私返原籍”。在回村实行联甲制度,以十家长、百家长取代阿訇“钤束”回民,以此来“散回目之势,而以其权归之官”。其三,严禁回民私养骟马,私藏军火,特别是不准回民随意远处行走,如需要离开本州县,要报请官府发给“路票”,注明去处事由,限期返回缴票。如无票远行则“以私逃论”。其四,不准阿訇管理回民事务。在回民中提倡“复其古教”,“严禁新教”,所建清真寺“高不得过二丈四尺,宽不得逾十丈”,“墙厚不得过二尺五寸”。
      马化龙为左宗棠所杀,几被族灭。而马占鳌因为在“新路坡”战斗中打死了左宗棠悍将傅先宗、徐文秀,并使进驻新路坡的四十营湘军全部溃散,一战成名。战胜后的马占鳌书写了一段“胜利而降”的历史奇闻,他派自己的儿子马七五等十名战将的儿子——“十少爷”,赴定西左宗棠中军大营请降。左宗棠新败惊魂未定中喜从天降、喜出望外。接下来,马占鳌、马海宴等十二名首领亲赴兰州,夜宿在锈河沿清真寺。在去见左宗棠时,马占鳌还专门身带铁锁,以示负荆。而左宗棠不但去了他的夹锁,还与他彻夜长谈,夸他“明大义,懂军事”,为马占鳌的大智大勇而网开了一面,没有像其它地方一样办严厉的善后(杀一批回教起义民众)。从此,马占鳌换来了西北马氏七、八十年的“世袭军阀”,左右中国西北政局一直到1949年才结束。第一集团就是马占鳌和他的后人马七五(左宗棠亲自为马七五改名为 马安良)、马廷(襄力),三代三人。第二集团就是身为马占鳌得力助手的马海宴家族,他的后人 马麒再及 马步芳马步青,三代五人,成为“青马”的创始人,世代镇守西宁。第三集团就是马福祥集团,这个集团与前两个集团不同处在于,他们在“陕甘回变”中立场始终是站清廷这一边的,他的后人们就是 马鸿宾马鸿逵

    关于这次起义的性质

      马汝珩先生在《试谈清咸同年间回民反清运动性质与领袖人物评价问题》一文中指出 “当然,我们说咸同年间回民反清运动的性质带有浓厚民族斗争的色彩,并不意味着对这次运动阶级斗争意义的全部否定,因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尽管这次运动以反抗清政府民族压迫为其主要目标,然而在运动实际进程中,群众的自发势力不能不给满汉官僚地主阶级以一定的打击。”“因此,从阶级斗争意义来说咸同年间的回民反清运动,也应属于中国近代史上各族人民反封建斗争的范畴,具有一定反封建剥削斗争的意义。“
      霍维洮先生在其《同治年间甘肃回族反清运动性质再认识》一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史学界把同治年间甘肃回族反清斗争视为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清末农民战争的一部分,认为它是一次反封建的运动。又因为这次运动明显的民族特征,而说它同时具有反民族压迫的性质。这些研究无疑是富有成绩的。但由于直接资料的缺乏等原因,人们对当时回族的社会状况和回族反清斗争内容的认识还很不充分,而对其斗争性质的论证主要是从清政府封建统治这一外部因素来进行的。笔者认为,回族反清运动、在不同地区,其性质各不相同,需要分别研究不可一概而论。就甘肃回族反清斗争而言,反封建之说尚有商榷之余地反民族压迫的具体内容亦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杨永福、杨红伟两位先生在《试论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前后的回汉民族关系》一文中指出“由于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甘肃回民起义前夕的回汉民族关系日趋紧张。起义发生后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初期比较普遍地存在互相仇杀的现象。同时,回民军领导人在主观上有改善回汉关系的愿望,并在实践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未能根本改变民族关系的逆向发展。回汉民族关系对起义的结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加速了起义的失败。

    正史中关于宗教和民族矛盾的描述/陕甘回变 编辑

      同治元年,刘东野的《壬戎华州回变记》对于“圣山砍竹”事件记载如下:“四月发贼从大峪出,渭邑(渭南)赵权中曾募回勇五百防刘峪口(抵挡太平军),至是溃逃沿途滋事,经圣山村砍竹,瓜坡斗殴,回勇赴州控诉,濮公(华州知州濮尧)询其理屈,堂谕:‘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低。’快头秦英回民也,忿忿下堂谋变益亟。” 事实上五百回勇原为前河南藩司严树森(渭南孝义镇人)所招募的,由渭南赵权中接管,布防在南山隘口,堵截太平军。回勇听到太平军已翻越秦岭到尹家卫后,遂不待遣,各归散。回勇数十人行至圣山,向汉民购买竹竿,作军械以防太平军,并非“沿途滋事”,“强斫民竹”。清廷官员的举措实在令人不寒而栗。《富平县志》记载:“渭南叶家滩回民叶三元率其党赴华州小涨村购竹竿,园汪汉民王老售这,定价每斤铜钱二十枚,次日叶往吹竹,适王老有子外归,阻之,不服,遂起争半斗”。巡抚瑛棨秦折中也称:“查此次汉回起衅,由华州回民购买竹竿,因汉民增价居奇,互相争闹,遂致毙伤回民。”《平回志》载:“回数十人强斫民竹为军械,民哄而遂之,毙其二人”。虽发生命案,回民仍“不为少动”,坚持由回汉双方代表议和或通过法律解决。《壬戌华州回变记》记载:已由“汉民李发元、回民马利,出而议和”。华州知州濮尧和渭南县令曹士鹤袒汉抑回,偏袒汉民。濮尧以“回民越界砍汉民竹,将砍竹者痛惩之”,砍竹者系渭南回民,又向渭南县衙投诉,“邑令曹士鹤不准理,反以荷校辱之,由是回情怨沸”。不久后太平军攻克渭南,东进华州,本欲抵挡太平军的回勇因官府不公而走向太平军一方。太平军的到来也引起清朝统治者极大的惊恐,地方官员自知以往对回民不公,惧怕回民乘机造反,因而积极策划镇压。《秦陇回务纪略》记载:冯元佐“先闻洪兴谋,纠约乡众,预为准备,迨起事,一呼竞集,河北民揭竿响应者十余万,各备资粮,直渡河,距城二十里,逼贼而垒”。冯元佐“积与回民衅隙”,在太平军攻克渭南的严峻形势下,陈兵渭河以南,名为堵御太平军,实为准备围剿尚未造反的回民。秦家滩、包家滩等沿渭一带回村被地主团练烧杀。巡抚瑛桨奏折里也说“汉民(地主团练)暗赴回村烧毁房屋”。李启讷在《忧愤疾书》一文中说“实由汉人激变”, “团诱民变,汉激回乱”。“团练之设,名为洱乱,实为乱阶,推原其由,善良者畏事,绝不与闻;刁滑者喜事,争先恐后。追至充为团练头目,吓诈乡邻,借端索求,又有无赖游民,每日支得口粮,百十成群,抢劫成风,此风一炽,天下多事矣。如今岁关中回汉相杀,虽实回民滋事,实由汉人(地主团练)有以激之也。”“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仍以烧房杀戮为令.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地,绝无生理,拼命相争.如同州府、咸阳、泾阳等县,乡团尽将城内回民男妇诛戮,房屋烧毁无存… … 遂致咸阳、同州各处有围城之举。传单所到之处,汉人(地主团练)先行攻打焚烧,倘遇回民憔类不留。未经訇日,陕西各处回民俱行激变”。
      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1864年11月1日),河州被围十一个月后,马占鳌指挥起义军一举攻克了河州城。城破以后,马占鳌下令没有杀清朝的文武官员,除“千总魏智勇、崔永禄等开城逃遁”外,其余文武官员均被马占鳌派人“护送出城”。 马占鳌为了使汉民在战乱中不被滥杀,命令凡愿投诚随为回民的挂出白旗,头戴白帽,一律免杀。这样大多数汉民为了自保,头戴白帽,随了回民,称为“随教”。
      另有记载说:冬十月“贼陷河州城,自赵必达[知县]失利,河州援绝粮尽,人相食,至是城陷,众犹力战,死者逾万,官吏将弁俱殉难,惟总兵丁希凤、知州喻祥、都司马映宗逸去。” 关于城破后“死者逾万”的事,史学家吴万善说:“有的记载说马占鳌攻破河州后,大肆屠杀,死者一万余人。这无疑是夸大其词。在河州一带,盲目仇杀的现象是存在的,起义首领往往难以约束。但更多的汉民,在当时的情况下或出于得到保护,随教者很多。马占鳌采取这种办法保护了一些汉民,应当说是事实。” 河州攻克后,因一些人不听军令,擅自杀害北塬汉民,马占鳌曾一度辞去大帅之职返家。

    负面评价/陕甘回变 编辑

      1862年,回民任武曾参加咸丰七年至八年云南回民起义后回陕西,藏匿于渭南仓渡镇清真寺,秘密发动群众,制造军机旗帜,同治元年(1862)三月发动武装起义。同年五月,张芾受陕西巡抚瑛棨之命出面安抚回军,五月初七晚上的谈判中,回军方面提出条件:立即解散各地团练,保障回民生命财产安全。张拒绝回军的要求,勒令交出回军首领任武。回军随后又借口于张的轿内发现“秦不留回”的传帖(然而事实上当时清廷疲于应付太平天国运动,全国军队多参与围剿太平天国,国库空虚,财政困窘,根本无力在中原腹地陕西再起战事)。五月十三日,张芾被杀。回民起义对于反抗清廷压迫以及地方政府处理汉回事物过于偏袒汉族一方具有一定正义性,但是回民起义军在起义后错误的把矛头指向一般汉族,满族等百姓,占领城池后采取屠城的粗暴方式,回军迅速丧失民心,导致各地汉民抵死反抗。1862年7月初起义军攻克了六村堡,回民军挥师猛攻西安,陕西提督孔广顺等部约7000人死守。1863年1月中旬,多隆阿部开始与陕西回民起义军作战。 1866年,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深知回民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清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关键则是“不令捻回合势”。10月至11月间,西捻军和回民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左宗棠智穷力竭,不得不上奏“自请严议”。可是,由于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合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处于“时离时合”的松散状态,既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集中领导,也没有共同作战的长远计划。回民起义军的领导权掌握在上层分子手里,个别回民军首领利用一部分群众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有意挑起回民军与西捻军之间的互相攻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这两支起义队伍的联合,致使左宗棠“不令捻回合势”的方略得以逐步实现。同年12月中旬,西捻军为救援东捻军,由宜川东面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虽然这时左宗棠率清军主力入晋追击西捻军,陕西清军大大减少,但由于回民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未能对清军实行有效的打击。在清军节节进逼下,起义军转取守势,十分被动,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失陷。1868年11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陕西大局已定。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872年以白彦虎退出青海。1873年退到新疆,最后逃往今哈萨克斯坦。陕甘回变由此告终。
      回民军的某些做法,如强迫汉民随教,也影响了回汉民族关系。在民族矛盾紧张而又长期化的情况下,改随伊斯兰教确实使相当的汉族群众免遭杀害。在宁夏、灵州、河州等地,许多材料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但这毕竟不是出于自愿,因而严重地伤害了汉族群众的民族感情。而且,对于随教的汉族群众而言,有时也会飞来横祸。同治六年(1867)陕回杨文治、马士彦等从董志原败退河州。马占鳌令分驻四乡,叫随教汉人供给粮食。陕回因无家可归, 起了夺取随教汉人产业的思想。那年冬天,马悟真的弟弟人称三师父的,到北原上开会,表面上说要陕回和随教汉人和平共处,却暗令陕回杀死了数十名汉人,夺取了财产。四乡随教的汉人听到消息,相率逃亡,结集到烟囱山,准备逃向藏区。马占鳌得悉这种情形,纠集回军四万多人,围困烟囱山,把数万随教汉人完全杀尽。当然类似的事件是极少的,随教汉人承受更多的是来自回民军的戒备、歧视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
      同治元年五月初,渭南的回众已入大荔境内,分沙南、沙北两路。沙北分出一支攻朝邑,但也只到了大荔朝邑的边界。当时回军宣言:只杀大荔,不杀朝邑。回军到沙苑东北的西阳村时,在庙前曾插一大旗,上书:真龙天子马百龄,兴回灭汉才太平。这便是当年回民起兵的口号。 (实际上,马百龄是回绅候补知府,根本没参与起义,而是跑回老家西安城躲起来,光绪初年因纠纷死于袁氏家族派去的刺客,全家12口被害。)

    黄河上游区域人口锐减/陕甘回变 编辑

      《对清末黄河上游区域人口的分析》
      我们先来看这次回民事变前的甘肃人口情况。乾隆年间是甘肃人口的发展高峰,乾隆十四年(1749年)达到570.9万;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达到1153.7万;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达到1506.8万。此后,甘肃人口增长出现了低迷或停滞,直到同治元年(1862年)回民反清事变前夕甘肃的人口为1547.6万[1](p135、136、150)。曹树基的研究对此进行了修正,他“以嘉庆二十五年的数据为基础,根据2.5‰的速度回溯”,所得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人口为1591.8万(比清朝政府统计数字多了85.2万),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1781.6万(比嘉庆二十五年的户部清册多了248.7万)。按照曹氏的修正,同治元年甘肃的人口达到1945.9万[2](p431~433)。本文涉及黄河上游区域的人口数字仍然以清中央政府的统计或地方志的记载为参考。 发生在同治年间的回民反清事变,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甘肃人口锐减。同治年间西北的回民事变和东南地区的太平天国起义不同,它夹杂着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因此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回汉民族之间的大屠杀,即在同治期间黄河上游区域发生了许多回汉民之间报复性的屠城、屠堡、屠村事件。 平凉城位于甘肃东部,是著名市镇,有甘肃“旱码头”之称,也是回民集聚区。陕西回民事变后,在籍巡抚团练大臣张芾被杀,其孙子张某在平凉任职,趁机报复,“他借口御回,就调动左近团练。而团练惑于‘见回不留’之谚语,于是就大杀没罪的回回”[3],导致了回汉民族在乎凉的大规模冲突。回汉大规模的冲突发生后,平凉回民投靠了宁夏回民领袖马化龙。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再次攻破平凉府城,“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数十万”[4](卷47)。这次劫难后,“平凉数万户仅存百四十七户”[5](正编卷20),死者既有回民,也有汉民。 固原位于平凉至宁夏的交通要道上,是一个回汉杂居的地方,同治元年正月初一被屠城。事变发生在大年初一,回民将城内“汉人全行杀尽,尸皆以火烧化”[6](p374)。这次屠城,固原“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5](正编卷20)。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晚,宁夏府城被屠[7](p112)。这次屠城,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8](卷31)。在回民军被镇压后,宁夏地方乡绅调查在回民事变期间宁夏府“前后殉难官绅商民人等约有三十万之多”[5](正编卷23)。 这样的屠城事件在甘肃各地都有发生,特别是清军进入陕西后,迫使数万陕西回军及家属进入甘肃,加剧了甘肃的回汉民族冲突,许多府、州、县城被屠。同治二年八月,狄道城被回民攻破,“居民逃避不及,多被残杀”[7](p111),有资料表明,被屠居民达十余万之众[4](卷47)。陕西回民起事后,华亭当地回民“尚爱家乡,不甚残毒”,但“同治二年十一月……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残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同治七年(1868年)春夏期间,回民军“北来攻城四次,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9](卷3)。同治二年十月,马化龙率回军攻打灵州城,“城回内应,城遂陷,屠戮二万余人”[8](卷31)。同年,巩昌府“城内回民二千余人,俱为汉民杀尽”[6](p366)。同治四年,肃州“士民遇害者万余”[5](正编卷21)。同治五年八月,回民军攻陷巩昌府城,“大肆焚杀,而陇西十余万生灵尽作釜中之鱼”[5](正编卷21)。同年,陕西回军与靖远回民里应外合,攻陷县城,“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万”[5](正编卷21)。同治六年四月十二日合水县城被回军攻破,“人民杀毙饿死者十有六七,是年七月十二日城又陷,贼由东城壕人,人民逃尽,止余空城。八年七月知县廖绍铨到任,多方招集,城内只有二三十家”。[10](卷下)在回民事变中,一些乡村民众到县城避难,在城破后一同被屠杀,如在渭源,回民曾两次攻掠渭源,但都没有敢攻打县城,老百姓以为县城是安全所在,“可徙居之。城中骤增居民万千,市巷充阗”。同治三年二月,县城被破,“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11](卷6)。同治七年,镇原“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人城避难,其守城最得力,其历时亦最久,久则怠矣”。三月初九日,县城也被回民军攻陷,“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12](卷17),城内逃难人口大部被杀戮。 除府、州、县城外,凡被回民军攻陷的市镇、村堡,也无不遭到杀戮,同时一些地方汉民也进行报复性杀戮。皋兰县羊寨、贡马营、新营、甘草店等处为交通要道,被回民军控制后,“其间村堡自三年来,尽遭焚毁”,如同治四年九月,陕西回军马士彦攻陷“镇虏堡,杀千有余人,遂据堡为窟穴,四出劫掠”[13](卷17);次年四月,陕西回军攻陷皋兰县红水堡,“士民殉难者二千一百四十余人”[4](卷7)。在秦州(天水)“自杨家市至口河镇,破堡三十余所,人民死伤无数”[4](卷47)。在渭源“清同治初迭遭回变,搜括财物,惨杀人命,动辄数万,言之发指”[11](卷3)。这样的事例多不胜举。有的回民乘机对结有梁子的汉民村庄进行了报复性屠杀,如狄道洮河沿“有甘崔二姓,家口数百,好强武庄,当回出入要冲。每河州大东乡回行劫归,两家辄率佃丁邀截。回畏其强,不敢抗。至是乘陕西回乱,阑入陕境行劫,过洮河沿,二家复劫夺之。回遂约大东乡回数百来复仇。二家不能敌,遂攻破其庄,杀男女数百口”,此事发生在同治元年十月。次年汉民也对其进行了报复性杀戮,“六月甲午夜,狄道州民围放心,烧城内礼拜寺及回民屋宇五百余户,家小四千余口,焚杀尽净。于是各乡回众麇集城外,意图报复”[7](p108、111)。同治二年,“丹噶尔南川1营等处花寺回子,复勾结撒拉并米拉沟奸回各数千之众,烧杀洮较及汉民各村庄”[14](卷68,同治二年癸亥五月己巳)。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古浪“大堡民团夜屠回且尽,于是,古浪、永昌、山丹、甘州继之”[4](卷42)。同年三月,“丙申朔,高台县马家庄回聚众烧汉民村庄……是时,抚彝厅黄家湾回起事,焚杀汉民”[7](121~122)。同治十年十月,回民军攻击高台黑泉堡,“堡内男妇死者三千一百余人”[15](卷5)。这种回民村庄与汉民村庄之间的杀戮或回民军对汉民村堡的洗劫在史志中屡见不鲜,造成整庄、整社、整堡的回汉民族人口死亡。 回民事变发生后,社会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各种福利设施如义仓、常平仓等遭到了毁坏。如西宁府“自同治元年以后,兵燹屡起,城乡社仓,为贼焚掠,迄今盖无一存矣”[16](卷9)。凡回民军所到之处,府、县基层政权的官吏或逃跑、或被杀,行政系统完全瘫痪,甚至处于真空状态,如隆德县“城空无主者五年”[17](卷4)。社会经济的破坏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政府和社会都失去了救助能力,使许多人口在饥饿、瘟疫、自然灾害中无法自救,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甘肃向来是个贫瘠之区,地理环境恶劣,大多数地方农作物只能一年一收,农村人家没有隔年之粮,经济与社会保障十分脆弱。回民事变发生后,不仅回民攻城掠地,抢掠民食与财物,而且前来镇压回民军的清军及溃勇也参与了抢掠,与民争食,出现了“甘肃之民,初困与贼,继困于兵,居不能安,逃无可人”的局面[7](p32)。在固原、平凉等地镇压回民的清军“借口无饷,奸掠烧杀。而溃勇窜扰东路,自隆(德)静(宁)至省六七百里,居民日夕屋惊,仓皇奔徙,文报梗塞”[7](p27)。因此,凡是回民军或清军攻略之地,都发生了饥荒,如同治六年回民军攻略镇原后,“七年,岁大饥,人相食,斗麦价三十余串”[12](卷18)。同治三年六月,兰州变乱发生后,“粮价昂数倍,饥民至杀人而食。携持子女投黄河死者,不绝于路”[7](p28)。另一文献记载,兰州“粮价益贵,斗至三四十金无粜者,道瑾相望。饥民割死人肉食之,继乃杀人而食。携持男女赴河者,官至不能禁。城中生灵存者不能十一二”[7](p126)。 回民事变期间各地不同程度发生了瘟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根据袁林的不完全统计,1863年(同治二年)到1872年(同治十一年)十年甘肃18个州县发生了瘟疫[18](p1517~1518),每次瘟疫都伴随着大量人口死亡。如同治五年五月,永昌“疫大作,死者无算”[18](p1517);同治六年,合水“兵乱虏抢殆尽,人有相食者,加之瘟疫甚行,十死三四”[10](卷下);镇原“时疫大作,伤人甚重”[12](卷18);崇信“瘟疫流行,城乡传染殆遍,棺木俱穷,多以芦席卷埋”[19](卷4)。天水、泾州、秦安、通渭、甘谷、武山、临泽等地都有瘟疫发生和人口死亡。另外,战争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战争本身也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总之,回民事变期间发生的冲突、战争、饥饿、瘟疫、自然灾害造成了甘肃人口的锐减,所谓“民不死于回,即死于勇,不死于回与勇,即死于瘟疫、饥饿、虎狼”[20](卷18)。据人口史专家的推算,甘肃人口“1862年到l874年每年平均减损九十万,期间同治九年(1870年)战争较烈,估计减二百万,其余各年均减八十一万”,到回民事变被镇压的次年即1874年甘肃人口为466.6万[21](p414),比事变前减少了1081万,即有69.9%的人口在这次战争中消耗①。各地出现人烟断绝的景象,如隆德“人民杀毙饿死十有八九,老弱逃尽,全县无二三十人家”[17]。宁夏因灌溉农业发达,人口稠密,自“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回变,十室九空”[8](卷9)。经过这次战争的消耗后,黄河上游区域人口直到1953年都没有恢复到1862年(同治元年)的水平,表1反映的是1861年到1953年甘肃(包括原属甘肃的青海和宁夏)的人口发展状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关于同治回民事变甘肃(包括宁夏、西宁两府)丧失了多少人口,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石志新的研究认为“锐减绝对数为1173.9万余,减少了77%”(石志新:《清末甘肃地区经济凋敝和人口锐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曹树基认为“人口损失1455.5万,损失比例为74.5%”(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635页)。本文采用的是赵文林、谢淑君的研究结果。 从表1来看,经过同治回民事变之后,直到民国建立的1912年经历了40余年,甘肃人口尚未突破500万,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突破l 000万;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甘肃(包括宁夏、青海)的人口还未赶上同治元年的数量,足见这次事变对甘肃人口生产影响之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资料来源:甘肃省档案馆:《甘肃历史人口资料汇编》,第150、158页;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414页;侯杨方:《中国人口史·1910~1953》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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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阅读
    1《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2《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
    3[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同治回民事变后黄河上游区域的人口与社会经济》
    5复旦大学史地所,路伟东,《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
    6大荔县续志
    7续华阴县志·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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