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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饲育文化

    饲育文化它主要研究人们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是怎么从事家庭养殖,放牧和各种养殖活动的。是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农业生产经验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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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饲育文化 编辑

    0饲育文化

    饲育文化是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人们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是怎么从事家庭养殖,放牧和各种养殖活动的,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怎样的贡献,进行了怎样的曲折过程,积累了怎样的经验和发展了那些知识等。它是人类牧养文化的中级发展阶段,已经把功能性生物进行了很好的驯化定型。例如,家禽鸭鹅,家畜马等,家鱼青草等,还有用作其它用途的如家等。它们对人类都有一种重要的功能性意义。其中,家禽是指经过人类长期驯化和培育而成, 在家养条件下能正常生存繁衍并能为人类大量提供肉,蛋等产品的类,主要包括鸡(chicken) ,鸭(duck) , (goose) ,火鸡(turkey) ,鸽(pigeon) ,鹌鹑(quail) ,珠鸡(guinea fowl) ,鸵 鸟(ostrich)等.其中鸡,鸭和鹌鹑中分化出蛋用和肉和两种类型,其余家禽 均为肉用动物.鸭和鹅合称为水禽. 家禽具有繁殖力强,生长迅速,饲料转化率高,适应密集饲养等特点,能在较短生产周期内以较低成本生产出营养丰富的蛋,肉产品,作为人类理想的动物蛋白食品来源.家禽的这一重要经济价值在世界各地被广泛发掘利用,人们从遗传育种,营养,饲养,疾病防治,生产管理和产品加工等各个方面进行行研究和生产实践,从而形成了现代家禽产业。[1]

    家畜在中国古代把、马、、羊、鸡、称为“六畜”,意指家畜。其实,历史上的家畜并不止六种。据《尚书.禹贡》等古文献记载,象也曾是家畜之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自古就驯养骆驼、驴等。所谓六畜无非是指古代最早驯化的主要家畜。英语中的 “livestock” 或“domestic animal”,意为养在家里的动物或驯养的动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家畜。而“poultry”则指家禽。广义的家畜是指人类为满足肉、乳、、毛皮以及担负劳役等需要,经过长期劳动而驯化的各种动物,其范围不仅包括“六畜”,而且还包括骆驼、兔、鹅、猫、鹿、象、驯鹿、羊驼、鸽、火鸡、珠鸡、番鸭、鹌鹑、金鱼、鲤鱼、草鱼、青鱼蜜蜂、蚕等,驼鸟也属家畜之列。狭义的家畜仅指属于动物分类单元的哺乳纲中的驯化动物。[2]

    中国家禽鸡养殖文化/饲育文化 编辑

    鸡

    中国养禽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距今约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的原始社会。西安半坡村遗址,河南新郑县裴李岗和河北磁山等原始村落遗址都发现华夏先民养鸡的痕迹。殷墟出土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就有的象形文字,从字的构成表示鸡是用绳子系着来饲养的,怕它飞跑。这表明在三千多年前鸡尚在驯化阶段。到二千多年前朝盛世时期,北方养鸡供肉用和产蛋用已相当普遍。此后,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渐发展,经过二、三千年驯化和演变,因地制宜和适应环境,在各地出现了不同的地方特色鸡和其它禽种。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著说:“鸡种甚多,五方所产,大小形色往往亦异。”并列举了各处鸡种,有辽阳角鸡,楚之偏鸡,南越长鸣鸡,乌骨鸡等。到清朝初期,陕西省已有肉鸡和蛋用鸡两个种类的鸡种。
    在华夏五千年灿烂文明史中,早在晋代《荆楚岁时计》注董勋《问礼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五日为,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鸡被列为年岁之首,鸡为六畜之第一位,鸡还是十二生肖之一,地支的第十位,是凤凰的化身。可见鸡在人们心目中所处的位置是何等重要。鸡和鸡蛋不仅供人类食用,是人类的主要蛋白质来源,还可入诗、入画、入药。[3]

    家畜饲育文化/饲育文化 编辑

    蛙

    定义

    一般指经人类驯化了的野生动物。自古就有“在家曰畜,在野为”,“拘兽以为畜”的说法,这里“兽”指野生动物。“畜”作名词(读“chu”)时,指家畜;作动词(读“xu”)时,意为饲养。家畜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有密切关系,是人类重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为人类提供肉、蛋、奶、毛、绒、皮、裘等畜产品,以及用于运输和使役等。
    广义家畜 :指在人类驯养下,能够顺利繁殖、具有相当大的群体数量、具备一定的表现特征且遗传稳定,用于生产具有经济价值产品的动物,也称农业动物(farm animal、farm livestock)。那些非常规家畜但因具有经济价值而饲养的动物也称为特种养殖动物或特种经济动物,如哺乳类的林麝梅花鹿、银黑狐等和鸟类的鸽、鹌鹑、珍珠鸡、番鸭、鸵鸟、鸸鹋、鱼鹰等;广义家畜还包括被长期人工养殖的昆虫类如蜜蜂、桑蚕等,水生类如鱼、,两栖类如蛙等。
    狭义家畜 :指驯化的哺乳纲动物,鸟纲的驯化动物特称为家禽。
    比广义家畜的概念的外延还大,还包括那些未完全驯化和不以提供动物常规产品为目的而饲养的动物,如药用、观赏、娱乐、伴侣、运动用途的动物。现在最常见家畜包括猪、马、牛(普通牛)、绵羊、山羊、兔、狗、猫;较常见的有驴、骡、骆驼(双峰驼、单峰驼)、牦牛、林麝、梅花鹿等。是马与驴的种间杂交后代,一般不能繁殖,但仍归属家畜的范畴 。
    野生动物驯化经历了漫长历史过程,使动物一代比一代更加适应在人类的饲养条件下生活,其野性也逐渐降低,甚至完全消失,以便于人类的使用管理。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与驯化六畜(猪、牛、羊、马、鸡和狗)的国家之一,也是家畜品种最多的国家。

    根据比较解剖学考古学以及分子遗传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考证,家畜是从远古的野生动物驯化而来。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猪、狗、鸡、牛、羊、马这六种动物就已驯化成为家畜,称为六畜。目前所知中国最早家猪出自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约8000多年前;最早的家和家鸡出自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7 000多年;最早的家出自陕西临潼白家遗址,距今7 000多年。家内蒙古赤峰红山后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例为最早,年代至少为距今5 000年前,则开始饲养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 800-3 900年。[4]

    中国主要家畜饲育文化/饲育文化 编辑

    家畜家畜

    根据考古资料,中国原始畜牧业主要驯养的家畜有、羊、等。

    河南汉代陶猪圈模型河南汉代陶猪圈模型

    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约占1/3左右。一些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猪骨数量更大,如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43座墓中出土猪骨96块,甘肃省永靖县秦魏家遗址46座墓中出土猪骨430块,是真正的六畜之首。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材料是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左右的猪牙和猪颌骨,个体数为67个,其中65%为2岁以下,说明“是人类有意识饲养和宰杀的自然结果”。猪牙中“犬齿数量不多,较为长大粗壮的犬齿更少见,犬齿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门齿一般都较细弱。这些情况,可能显示在人类驯养条件下,猪的体质形态的变化”。其次是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和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遗址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猪骨或陶猪,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与现代家猪之间,应属于原始家猪阶段。至目前为止,发现有猪骨或陶猪模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120多处,地点遍布各地,表明中国家猪的历史非常久远,也证明以养猪为代表的中国原始畜牧业是和原始农业同时起步的。

    到了商周时期,养猪业有较大的发展,甲骨文有许多“”字,还有一字是在“豕”字外面围以方框,表示养猪的圈栏,《诗经·大雅·公刘》也有“执豕于牢”的诗句,说明猪已实行圈养。各地的商周遗址和墓葬中也常有猪骨骼出土。当时猪除用于肉食外,还用来祭祀,卜辞中有很多记载。亦有用铜铸造雄性猪尊作为祭祀的代用品,如湖南省湘潭县九华乡出土的一件铜豕尊,器形硕大,造型生动,前后肘部横穿一对直径1.4厘米的圆管,可贯绳索,便于抬动进行祭祀。春秋战国时期,养猪业受到进一步重视,“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到了汉代,养猪业更加发达,地方官吏都提倡百姓家庭养猪以增加收人,各地汉墓中经常用陶猪或石猪随葬,出土的数量相当多,造型也很生动逼真,因而可以据之了解汉代家猪的品种类型。如小耳竖立、头短体圆的华南小耳猪,耳大下垂、头长体大的华北大耳猪,耳短小下垂、体躯短宽、四肢坚实的四川本地猪,嘴短耳小、体躯丰圆的四川小型黑猪等等,这对研究我国古代猪种形成的历史,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5]

    汉代阉牛图汉代阉牛图

    是指两种不同属的黄牛水牛。黄牛既可用于肉食又可用于耕田,水牛主要用于南方水田耕作。它们是分别从其不同的野生祖先驯化而来的。在黄河流域长城内外的上新世到更新世地层里,都发现有现今黄牛和水牛祖先的化石,为原牛或原始牛,所以,中国黄牛和水牛是独立起源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和巩义县瓦窑嘴遗址及舞阳县贾湖遗址、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等,都出土过牛骨,虽不能肯定都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否定当时已有驯养野牛的尝试。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曾出土16个水牛头骨,江苏省吴县梅堰遗址也出土过七个水牛头骨,特别是湖北省宜都市城背溪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水牛头骨,说明南方驯养水牛的历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大为增加,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牛已在原始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商周时养牛业有很大发展。除了肉食、交通外,牛还被大量用于祭祀,动辄数十数百,甚至上千,这在卜辞中都有记载,可见牛在商代已大量饲养,各地商代墓葬中经常用牛殉葬,或随葬玉牛、石牛等,也可作为例证。《周礼·地官》设有“牛人”一职,负责掌管供应各种肉牛和军需所用之役牛,分为宾客之牛、积膳之牛、膳羞之牛、军事用的犒牛、丧事用的奠牛及军旅行役的兵车之牛。《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牛,九十其椁……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亦可想见西周养牛业已具相当规模。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已经推广,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养牛业得到迅速发展。秦国政府还专门颁布《厩苑律》,对牛的饲养管理和繁殖都有严格的规定,反映当时对养牛业的高度重视。春秋时期已创造了穿牛鼻子技术,《吕氏春秋·本生》:“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以所之,顺也。”《庄子·秋水》:“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这是驾驭耕牛技术的一大进步。
    秦汉时期,牛耕得到普及,养牛业倍受重视。“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为之强弱也。”(《风俗通义》)各地的汉墓中也经常随葬陶牛、石牛和木牛等。《史记·货殖列传》:“牛蹄角千(即养100多头牛)……此其人与千户侯等。”说明已有人专门养牛致富。为了改变公牛的暴烈性情,以便于役使,同时也是为了改进畜肉的质量,汉代已经推广牛技术,河南省方城县出土的一块阉牛画像石,就是目前出土的惟一有关汉代阉割技术的实物例证。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畜牧业的发达,已经总结出一套役使饲养牛马的基本原则:“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齐民要术》)[6]

    马

    马在古代曾号称“六畜之首”,是军事交通的主要动力,有的地方也用于农耕。中国家马的祖先是蒙古野马,因此中国最早驯养马的地方应该是蒙古野马生活的华北内蒙古草原地区。在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山曾发现距今近1万年的普氏野马头骨。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也发现了距今10500年至9700年的马骨。稍晚些有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但有人认为其不是家马。不过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马已被驯养,当不成问题,因为东西南北各地都有马骨出土。如:陕西省华县南沙村龙山文化遗址就出土了两匹马骨架;山东省历城县城子崖,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吉林省扶余县长岗子,甘肃省永靖县马家湾,陕西省神木县新华,内蒙古包头市转龙藏,江苏省南京市北阴阳营,浙江省乐清县白石以及云南省通海县黄家营、寻甸县姚家村、麻栗坡县小河洞、广南县木犁洞、马龙县仙人洞、宣威县尖角洞、江川县古城山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发现了马骨或马齿。
    到了商周时期,马已成为交通运输的主要动力,养马业相当发达。甲骨文已有马字,商墓中常用马殉葬,各地都时有车马坑发现,河南省安阳市武宜村北地一次就发现了117匹马骨架。《诗经》中描写养马牧马及驾驭马车的诗句也很多,《周礼·夏官》有“校人”掌国马之政,“辨六马之属”。这六种马是指:繁殖用的“种马”、军用的“戎马”、毛色整齐供仪仗用的“齐马”、善于奔跑驿用的“道马”、佃猎所需的“田马”和只供杂役用的“驽马”。春秋战国时期盛行车战和骑兵,马成为军事上的主要动力,特别受到重视,此时马已成为“六畜”之首。各地的遗址和墓葬中也经常发现用马随葬,如山东省淄博市齐故城就出土了83匹马骨架[118]。有的墓葬开始用铜马代替活马随葬,如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安徽省寿县、云南省祥云县大波拿等遗址都有铜马出土。商周时期在中国畜牧史上的另一大成就,是利用马和驴杂交繁育骡子。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出土的一件铜簋底部铸有骡子纹饰、陕西省长安县沣西出土的战国铜雕饰上有两匹骡子的形象,是难得的考古资料。

    秦汉时期,马已被视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因而养马业特别兴盛。西汉政府从西域引进大宛马,改良了中国马种,还从大宛引种优质饲草苜蓿,促进了中国养马业的发展。唐代是中国养马业的另一个高峰,仅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四处就养马70多万匹,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旧唐书·兵制》)。当时还从西域引进优良马种在西北地区繁育:“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旧唐书·兵制》)从各地出土的唐代三彩陶马的健美形态,亦可看到当时良马的形象,它们应是“既杂胡种,马乃益壮”的真实写照。[7]

    ......晋青瓷羊晋青瓷羊

    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家羊分化为绵羊山羊。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陕西省临潼县姜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出土过羊骨或陶羊,说明中国北方养羊历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羊骨遗址已分布南北各地。北方有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辽宁以及安徽等地;南方有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西、云南等地,说明养羊业有所发展。一般来说,南方养羊的历史应晚于北方,但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羊,塑造得甚为逼真,显系家羊无疑。
    商周时期,羊已成为主要的肉食用畜之一,也经常用于祭祀和殉葬。卜辞记载祭祀时用羊多达数百,甚至上千。《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每群羊数量达到三百,可见商周养羊业甚为发达。商代青铜器常用羊首作为装饰,如湖南等地出土的二羊尊、四羊尊等,铸造极为精美,亦反映出南方养羊业的兴盛。春秋战国时期,养羊业更为发达。“四海之内,粒食人民,莫不牛羊。”(《墨子·天志篇》)“今之人生也……又畜牛羊。”(《荀子·荣辱篇》)秦汉时期,西北地区“水草丰美,土宜产牧”,出现“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兴旺景象(《后汉书·西羌传》)。中原及南方地区的养羊业也有发展,各地汉墓中常用陶羊和陶羊圈随葬。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羊已成为农民的重要副业,《齐民要术》专立一篇《养羊》,总结当时劳动人民的养羊经验。从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壁画墓中的一些畜牧图,可见当时放牧羊群的具体情形。唐代的养羊业亦取得相当成就,已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如河西羊、河东羊、濮固羊、沙苑羊、康居大尾羊、蛮羊等。各地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墓葬中,也经常用陶羊、青瓷羊及羊圈随葬。[8]

    汉代陶狗汉代陶狗

    狗是由驯化而来的。远在狩猎采集时代,人们就已驯养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因此,狗要算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在农业时代,它亦兼为肉食对象。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汝州市中山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山东省茌平县尚庄以及陕西、山西、辽宁、内蒙古、甘肃、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福建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狗的骨骼或陶狗。其中,徐水县南庄头的狗骨的年代距今近万年,磁山、裴李岗的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可见其驯养历史之久远。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塑小狗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狗形鬶,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犬的形态特征。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头骨较小,额骨突出,肉裂齿小,下颌骨水平边缘弯曲,与现代华北狼有很大区别,说明当时狗的饲养已很成熟,远远脱离野生状态。
    商周以后,狗已成为主要的肉食对象之一,先秦著作中经常“鸡狗猪彘”(《荀子·荣辱》)、“犬彘”(《墨子·天志》)、“鸡豚狗彘”(《孟子·尽心下》)并提,可见狗在六畜中的地位。据《礼记·少仪》记载,狗在当时有三种用途:“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用也。”狗还用作祭祀之牺牲,实际上也是供人们食用的,因此以屠宰狗肉贩卖为业的人也不少。春秋时期的朱亥、战国时期的高渐离、汉初名将樊哙等人,都是历史上屠狗卖肉出身的名人。因此商周墓葬中也经常葬有狗骨,汉墓中则经常以陶狗随葬。
    大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狗已退出食用畜的范围,只用于守卫、田猎和娱乐,因此《齐民要术》中的畜牧部分就不谈狗的饲养了。不过民间仍有食狗肉的习惯,魏晋南北朝及墓中也常以陶狗随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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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8-16
    [2]^引用日期:2010-08-16
    [3]^引用日期:2010-08-16
    [4]^引用日期:2010-08-16
    [5]^引用日期:2010-08-16
    [6]^引用日期:2010-08-16
    [7]^引用日期:2010-08-16
    [8]^引用日期:2010-08-16
    [9]^引用日期:20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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