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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伯声

    马伯声(1890~1966) 又名马玉俊。回族。祖籍山东德州,生于山东泰安县城内圣泉街。马伯声是一位民族工商业者,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著名实业家。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他的足迹遍及泰安、济南,其人在全省乃至全国工商业界均有名气。他所创立的“仁丰纱厂”“惠鲁工商学校”“仁德学校”“仁德面粉”以及“泰山林场”等都名噪一时,得到当时中央教育部嘉奖以及冯玉祥将军和王耀武等当时政要的认可。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马伯声 别名: 马玉俊
    出生地: 山东泰安县 民族: 回族
    国籍: 中国 去世日期: 1966年
    职业: 商业 商人 籍贯: 山东德州

    目录

    人物生平/马伯声 编辑

    1890年出生于泰安城内圣泉街(今北新街),其父马仁德,祖籍德州,清光绪年间随母逃荒来到泰安定居,曾在泰城西门外(即大关街东头)开设一个包子铺。起初因资金紧张,常靠赊借维持,但穷人相求均能尽力相助,因此邻里赞其“慷慨好义”称其为“马善人”;其母性格温和,为人厚道,既能和睦邻里又能勤俭持家。马伯声从小受到伊斯兰教熏陶和家庭影响,对父母很是孝顺和敬重(后来创办的学校和面粉厂均用其父名讳),对社会具有强烈责任感,其妻温良贤淑,多次在危难的时候帮其渡过难关。

    早年读书经历/马伯声 编辑

    马伯声在十岁左右父母送他进泰城西关“天书观”上小学,后由回族拔贡杨茂洲资助转入“杨氏义塾”免费读书,但因家庭贫困而不断辍学,至18岁读完小学课程,父母因无力供其继续学习而发愁。他却劝父母说:“别犯愁,我先找个活干,挣点钱,等将来我混好了,有了钱就办教育,到那时您二位老人就可以享福了。”于是,父亲托人在当地清真寺小学为他谋了个差事,在该校任教。

    1911年,马伯声结识了泰城耶稣教会华籍牧师文莱泰,文将其介绍给泰安翠英中学校长美籍教师韩培瑞(Perry·O·Hanson)。1912年马伯声辞去教师职务,来到这所学校上学。他学习刻苦,上进心强,每次期终考试成绩均为优秀,因成绩突出,他三年就读完该校旧制四年课程。期间,他一方面辅导美籍教师中文,另一方面又向美籍教师学习英语。同时,还担任外籍人游泰山的翻译和导游,籍以获得一定的资助。后来,马伯声回忆这段情景总结出:“勤则发达,懒则贫乏”八个字的座右铭,并常讲“恒心”“毅力”诸语,以之自励。

    马伯声中学毕业那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在华招工赴欧参战,马应募考取翻译,于1915年9月由青岛搭轮船,经过加拿大、伦敦,1917年到达法国博朗城,参加搬运军粮和伐木等劳务,历时三年,备尝艰辛。旅欧期间,马伯声结识了一个曾侨居青岛七年,回欧参战而被法国俘虏了的德国人斯密特,询以德国富强之因,斯密特答:“我在中国很久,深知中国教育的传统观念是‘学而优则仕’为原则。政府之设教,学生之求学,均不外升官发财之一途。所以培养成的人才都是社会上的分利分子,均不为生产着想,而德国则不然,凡到初中毕业之学生,当局即令其以‘将来的我’为题,以各种生产部门为范围,述其志愿。然后按其志愿分各种职业学校学习,以便毕业后各有所长,均能致力生产,如此做法,国家怎能不富强呢?”马伯声深受斯密特创办生产事业,提高职业教育国家才能富强的影响,立志办教育,兴实业,为振兴国家出力。

    回国创业/马伯声 编辑

    1919年12月,29岁的马伯声由欧洲回国。第二年三月到济南,他以自荐的方式致函英美烟草公司求职,该公司命其管理山东高级卷烟工作,月薪30元。1921年英国在华经营的永明人寿和南英商两家保险公司,济南经理处物色华人营业员,马伯声认为保险业在中国是新兴产业颇有发展前途,于是经别人介绍辞前职而入保险界。于是马伯声选择济南繁华区经二纬四路“裕元和”洋广杂货店作为活动阵地,挂出了代理保险业务的招牌,先由该店投保三万元,从中扣除20%作为马的佣金(即经手费)。马伯声认真努力勤勤恳恳,善于交际又恪守赔偿信用,从而业务日益发展。但马伯声生活俭朴,在做保险工作时与其爱人租住一间小屋,吃锅饼喝白水,仅在外出联系业务时,穿上一套西装。他白天跑业务,晚上用自己唯一的财产,英文打字机打印“合同书”。生活朴素而工作效率甚高,深得该公司经理英人施孟士赏识。两年后施孟士回国探亲,将该公司的全部业务及债权债务手续全部委托马伯声办理。施孟士回国后病逝,马伯声便升任该公司经理。到二十年代中后期,其保险业务扩展到南到长江,西至太原,北达沈阳,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马也成为工商界巨子。此间济南惠丰面粉厂曾发生一次火灾,在马伯声的通融下,保险公司给予了很优厚的赔尝。该公司为酬谢马伯声遂赠股票作为他在惠丰的股赀。当时,马伯声认为保险事业是服务性行业,应该由华人经营以挽回利权。于是,积极扶植济南金城银行创办“太平保险公司”。而后,马伯声因兴教育,搞农场,办纱厂等事繁任重。乃将保险事业交其三弟马一青经营管理。

    兴办实业/马伯声 编辑

    1929年,马伯声在泰城创办第一家机器工厂——“仁德面粉厂”。同年,他与桓台苗氏资本集团合资筹建“宏源纱厂”,不久苗氏退出,另组建“成通纱厂”。马伯声又与穆伯仁、崔景三等合伙在济南组建“仁丰纱厂”(即济南国棉三厂前身)。

    据当时,英国孟却斯德城调查团发表的来华调查实业的报告说:“青岛日本纱厂开办以来,每年除一切费用净得纯益金50%”。马伯声感慨万千的说:“山东是产棉区,每年销售纱布四五千万元之巨,日本在青岛办厂,利用我国的煤、棉、廉价劳动力,辗转产销、瞬息万利,实无异沥血肥虎”。

    当时世界性经济危机,九·一八以后,东三省沦陷,日本进入华北。中国纺织业处于不景气的地位,纱价猛跌,产品积压。12磅细布由每匹7.5元落到6.2元;16支纱由每件190元落至160元以下。日本企图挤垮中国企业,霸占整个中国市场,当是在华北挤垮的有:唐山的华新,天津的裕大、裕元、宝成等。而济南则是沦陷区,资本家都有后顾之忧,一般都裹足不前,济南的棉纺织业更是局面严重,别说办厂,就是维持现有的生产状况都很困难,马伯声开办仁丰纱厂困难颇多。

    创办仁丰初期,他同“桓台帮”苗家(苗兰亭,苗海南家族)展开了争夺股份的斗争。当时,创办纱厂至少集资一百万元,而马仅有三万元,因此马伯声打算借助桓台商人的雄厚资金,集股经营,而苗家却联合济南其他资本家,另办“成通纱厂”(济南国棉二厂的前身)。因此马伯声大胆向外省招股六十万元,并凭个人信誉赊来机器,边建厂边投产,由于资金不足,生产经营中的运作处处捉襟见肘,开工不到一年股东之间便发生分歧,董事长穆伯仁辞职,部分股东相继离去,马为谋求企业发展,实行常年招股的办法维持生产。

    虽然面临重重困难,经马伯声的积极活动和艰苦经营,“仁丰”逐渐成长壮大,至1934年6月“仁丰纱厂”有纱锭1260枚,工人570名,生产16支棉纱。到1935年生产棉纱规格增加至10、16、20、32支4个品种,是年4月购进织机240台,染色机28台,增设织布和染色厂房。“仁丰”所产的“蜘蛛美人牌”12磅原白布,物美价廉,能与日本在青岛出产的大五福布竞争于国际市场。

    旧中国民族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是十分艰辛的“仁丰纱厂”的发展壮大引起了豪强和银行的觊觎。由于扩大企业规模需要资金,1937年初由刘尊五介绍中国银行和金城银行投资100万元于“仁丰纱厂”。1937年3月5日举行股东大会,最后决定接受该资本,改组领导班子。崔景三当选为董事长,两行代理人巧取豪夺的汉奸殷同为该厂总经理,马伯声联合“仁丰”众股东,据理力争,最终保住了经理职务。

    七七事变以后,马伯声主张迁厂西安,而殷同极力反对,8月,玉符河决口,北商埠被淹,迁厂之事搁浅。9月15日,洪水渐退,日本侵略军已经逼近黄河北岸。10月下旬,马伯声携眷绕青赴津避居,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经天津东亚毛纺织厂经理宋裴卿保释。11月16日,仁丰纱厂遣散工人停产。

    1938年1月24日,日军管仁丰纱厂,委托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青岛日商公大纱工务主任岩崎丰次郎接管。钟渊派户川武雄寺本仁太郎等三十二人到厂任职,原职多被解聘。马避居天津时,1938年12月30日,被日本人林龟喜胁迫来济南参加股东会议,在经四纬六路设立“仁丰纱厂”办事处,于寿亭任主任,处理遗留问题。1942年3月20日,马伯声与陈佑安主持股东临时会,呈报实业总署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日方由钟渊所属天津公大纱厂拨入“仁丰纱厂”200万元。合作后的仁丰纱厂,马伯声为董事长之一,但经营事务由日本人把持。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以后,国民党山东省收复地区党政接收委员会和山东省收复地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先后接收“仁丰纱厂”。同年,10月4日,马伯声被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指定为仁丰纱厂监理人,接受“仁丰纱厂”。6日,马向“仁丰纱厂”日本厂长寺本仁太郎提出备忘录。10月20日,山东省政府委任马伯声为“仁丰纱厂”经理。1947年7月15日,山东省政府伪产业处理局宣布“仁丰纱厂”发还原业主。29日,“仁丰纱厂”董事崔景三领取了民营执照,马担任该厂总经理。这期间,马伯声除了抓紧经营管理使“仁丰纱厂”恢复到战前水平外,并在该厂举办了一个“纺织工业技术训练班”,从培养人才入手,运用科技发展生产,聘请本厂的工程师任教,招收厂内外有志青年学习纺织、染、电、铁工技术。解放后,这个训练班的学生多数被分配到上海、徐州、淄博等地从事纺织工业技术工作。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开始后不久,马伯声遂因处理“仁丰纱厂”机电五箱被上海海关误卖而去沪处理讼事,而后又赴台浮住18天处理“仁丰纱厂”所存棉布一批,嗣又到香港居住。

    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马伯声因被怀疑侵吞日伪资产被人民法院拘留审查。1953年2月和1957年8月两次做出判决:官僚资本,汉奸股权和日本投资占“仁丰纱厂”的86.5%予以没收,马伯声私人资本占13.5%予以保释。从此,“仁丰纱厂”即国棉三厂走向了另一个阶段。

    不忘乡梓/马伯声 编辑

    马伯声少年时期,其父教育他说“咱家三代祖宗,贫穷失学,受苦受难,你应该努力求学上进,如有成就,应办贫民教育”。当初马伯声对在英美烟草公司月薪30元的处理是:济南,泰安两处安家各用14元余2元储备将来办贫民教育。马伯声后来说:“列强之发达,关键在工业;工业之发展,首先要有文化。”在经营保险业而发家的基础上,于1927年在泰城西关回民聚居区创办了“仁德学校”“平民识字班”和“扫盲夜校”等教育事业,成人儿童皆受其益。

    “仁德学校”有校歌,校旗,校歌歌词是:“教泽普及,仁德厚矣!民智开兮,万古春”。该校为了照顾学生困难不但免收学杂费,还发给学生书籍,学习用品,供给学生早餐,统一发制服。虽然条件较为艰苦,但马伯声为了保持教学质量竭力延聘曲二师优秀毕业生来校任教。学生考试成绩为全县上游。当时仁德学校不仅习文而且学国术(民族武术)。马伯声从济南请来了知名拳师教练武术,影响所及,泰城群众练武蔚然成风,该校还组织了当时全县唯一的设备可观的“军乐队”。在旧社会教育极端落后的情况下,马伯声家住草舍,而学校却是砖瓦楼房。当时泰城群众赠之以“普沾教泽”匾额。当时教育部颁发了“兴学奖状”;寓居泰山的冯玉祥将军和夫人李德全赞扬马的创业兴学精神,与之交友,并多次到该校参观访问。“七七事变”后,冯玉祥将军南下任职,行前,在该校讲话,勉励师生“共同奋进,抵抗日寇,保卫国家”,并索取学生制作的飞机坦克模型为纪念。后来,冯玉祥因事北上,与马伯声在火车内促膝谈心《大公报》记者为之摄影留念。

    为了向仁德学校提供资金支持,马伯声将创建的“仁德面粉厂”每年所得盈利悉数作为办学经费。

    七七事变后,据马伯声谈,为了躲避日寇的奴化教育,于1937年12月关闭了“仁德学校”和“仁德面粉厂”,将资金投入到了“仁德农场”。

    马伯声关心教育事业还体现在他曾经支持并参与郭清圃创办惠鲁惠鲁工商学校,在济南支持美籍人舒荣玉办黎明小学,继又开办仁丰子弟学校,马计划在泰山马蹄岭一带建立一所工商高级职业学校,因后来条件所限,并未成形。

    创办仁德农场/马伯声 编辑

    1937年2月马伯声在泰山南路创办仁德农场,又在金山脚下的广生泉附近垦荒150亩,为了管好果园,他聘请金陵大学园艺毕业生孙吉甫先生(曾为山东农学院教授)为该林场技术员。另外,马伯声是继冯玉祥将军之后从烟台引入金帅苹果于泰安的第一人,仁德农场由于有高素质的技师,又引进先进品种,到抗日末期,已成活的苹果、桃、杏、梨、柿子、葡萄等达7千多株。1930年阎冯战争中晋军据守泰安,布防泰山极顶“炊薪滥发森林,饥寒便搜衣粮”战后非但“古迹毁坏无算”且“山林浩劫,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战争对泰安地区森林的摧残,非常严重。为此马伯声联合商人强灏、农民车鸿轩等泰安部分绅士集股在马蹄岭一带投资恢复和发展了“泰山林业公司”后因森林生产周期长,多数人退股,只有马伯声一人坚持经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泰安森林遭毁坏,此时马伯声去济南买下日商的“和田木场”改名“俊丰木场”后因战乱经营不下去,只好派人看管。

    其他社会活动/马伯声 编辑

    马伯声除了经营“仁丰纱厂”、“仁德面粉场”、“泰山林场”,开办学校以外,1930年投资于济南惠丰面粉厂。1937年投资青州永年面粉厂和永年电灯厂,并兼任该厂总经理或协理职务,为了便于泰城回族群众进行宗教生活,1920年马伯声在泰安圣泉街今北新街建立清真寺一所。至今其手书“清真寺”三字犹在。为了纪念马伯声对回族群众的巨大贡献,当地群众立碑纪念其事,该碑刻至今仍在泰安东寺内存在。

    另外,八年抗战中,马伯声主要在天津著书立说,先后写作了《泰安建设计划》、《仁丰纱厂创办经过》及《工业管理》等书。(《工业管理》仅仅写了一半就因日本投降马返回济南而搁笔)

    解放战争时期,马伯声在济南担任省市政界有关职务。1946年何思源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期间,马伯声担任济南市商会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王耀武任主席时,1947年1月马伯声任济南市商会理事长,3月济南市商会物价评议委员会成立马任主任委员。7月济南市警察福利事业辅导委员会成立,马为主任委员。此时,山东军管区司令部(王耀武兼司令)要从济南工商界征兵,工商界恐怕抽走店员工人而影响营业,乃组织“济南市商团”以代之,马任团长。同时,马伯声还被王耀武加委了“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部少将高参”和一个“是山东省政府顾问”的虚衔。

    1947年9月16日,马被济南市商会常务理事会推选为工商界团体参加国人代表选举的候选人,他以济南市商会理事长的名义致电行政院长张群,要求增加工商界的代表名额。在竞选中(主要与苗海南竞争)当选为候补国大代表。1948年5月国民党山东当局聘其为戡乱建国会委员会委员。

    解放战争后期,马伯声去了香港,在港期间阅读了毛泽东、朱德于1949年4月发表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4月25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告,并经杜国庠解释国内形势。于是于11月回到天津。12月1日返回济南,“五反”以后马伯声定居天津,以定息维持生活,1966年春病故,葬于天津市郊赵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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