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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启西

    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创始人。字慈祥,号公惠,经名叶海亚,道号西极园。回族。祖籍甘肃临潭汪家嘴。其父马元,是北庄门宦的阿訇。马启西童年在临潭旧城上寺习读阿拉伯语文,11岁在旧城上私塾,后到新城新店子师从贡生范绳武,攻读《四书》、《五经》。后考取童生、秀才。西道堂简介: 1903年,由马启西脱离北庄门宦后创建于甘肃临潭。初名金星堂,1909年正式定名西道堂。因其以刘智等人汉文著译为传教依据,又称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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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马启西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国 去世日期: 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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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介绍/马启西 编辑

    马启西(1857~1914)  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创始人。字慈祥,号公惠,经名叶海亚,道号西极园。回族。祖籍甘肃临潭汪家嘴。其父马元,是北庄门宦的阿訇。马启西童年在临潭旧城上寺习读阿拉伯语文,11岁在旧城上私塾,后到新城新店子师从贡生范绳武,攻读《四书》、《五经》。后考取童生、秀才。因家境贫寒,居家博览群书,既览诸子百家,又钻研伊斯兰学者刘智的汉文译著《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等。光绪十七年(1881),他在家乡西凤山设私塾开馆授徒,讲授《四书》、《五经》和伊斯兰教义等课程。同时,还在西凤山一窑洞中静坐冥思,履行宗教功修。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旧城北庄门宦所属的达子沟拱北开设经堂,正式讲学传道,宣讲《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归真总义》、《清真大学》、《清真指南》等汉文伊斯兰著作,“八年间,信徒益众,大开讲席,发明身心性命之理,听者忘倦”,引起北庄门宦反对。1901年他迁出达子沟拱北,在家设立讲学堂,取名“金星堂”,继续宣教。后来发展为信众入堂集体务农经商的宗教、经济一体化社团。华寺、北庄门宦以“夜宿晓散,树党结盟,倡奇立异,惑乱人心”为罪名密告于官府,马启西及道堂负责人被捕入狱,教众受到迫害,后经兰州十坊头人臧积德等调解,始趋缓和。1905年,马启西率教众马英才、马建元、丁全功、丁仲和等取道新疆前往麦加朝觐,至撒马尔罕,因中亚动乱,交通受阻未果,1909年返回临潭旧城,将“金星堂”改名“西道堂”,继续传教。提出简化宗教仪式、少施“海迪耶”的主张,河湟、洮岷等地遭灾遇难的部分回、撒拉、保安等族群众前来投靠者日渐增多。1914年中原军阀白朗犯陇,后至临潭,旧城失陷,回、汉各有伤亡,马启西教众死亡亦达48人。1917年2月,河州军阀马安良以“西道堂勾结白朗、屠杀良民”为由,派兵围攻西道堂,将马启西及其弟启晋、启化、子德隆、侄希隆以及教众苏占魁等17人杀害,西道堂被毁。[1]

    宗教思想/马启西 编辑

    马启西的宗教思想主要有:(1)以清代刘智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为依据,向教众宣讲伊斯兰教义,提出“儒教得道”的主张,说“读书得妙意理合天经三十部;养气通神明道统古圣百千年”,把《古兰经》的微言大义与儒家存心养性事天的修身理论联系在一起,运用宋明理学来解释伊斯兰教的“主命”、“圣行”,提出“体大公而尊主命,本真诚以履圣行”。并极力提倡个人的道德修养,“穷神致化,至精学问在无我,复命归真,第一人品要如他”。在履行“五功”方面,反对形式主义,主张通过实践去体会宗教义理,“斋之取意齐,齐身齐心齐七情,正君子克己功夫,开之谓言解,解微解妙解一本,是大人致知学问”。他认为只要履行五大天命功课,就是一个完美的穆斯林,强调要重品德、讲信义,少施“海迪耶”。在认主学方面,提出“仁如春理,命如春风,感物如春信,一生都在春光里,学是天成,品是天纵,启口是天言,万事不出天定中”,把儒家的天命观、理学家的思想与伊斯兰教“认主独一”论巧妙地揉合起来,以阐释伊斯兰教义理。他说“介廉(刘智字)种子,官川(指马明心)开花,我要结果”。他大力提倡兴办现代学校,鼓励儿童既学习经典,又学习现代文化科学知识,主张女生入学读书,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2)注重入世思想,提倡把宗教与经济生活、经营思想结合起来。“在今世中求来世”,“在现实中求未来”,“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他的传教活动不仅是宣扬教义,提倡文化,并且以很大精力创办农、商、牧、副、林业,组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宗教社团。他以宗教思想维系人心,以共同的经济和集体劳动、集体生活为基础,成为中国伊斯兰教中独树一帜的派别。在经济方面重视经商务农,要求教众以道堂为家,过集体生活。主张移风易俗,倡导男子不留长辫,反对女子裹足。马启西还写有以伊斯兰教为内容的一些诗作和对联,反映了他的宗教伦理思想。如:“勤礼五功,体认乎无声无息。谨斋三月,操存于不睹不闻”。[1]

    (马  通)

    西道堂简介/马启西 编辑

    西道堂的发展

    教义上以刘智的学说为依据,坚持正统信仰,履行五功,简化宗教仪式,重视文化教育;教权结构实行教主集权制。教主的言行对教徒有约束力,任职终身,但不世袭。死后建拱北,受朝拜,忌日为重大宗教节日。内部有集体户400户,在道堂内过集体生活,集体经营商、农、牧、副各业,全部财产归道堂所有。设总经理统管,其下有各业经理和专门负责人,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另有散居户万余人,分布于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等地。后因受地方军阀势力打击,其经济组织濒于解体,该派也呈衰落之势。 20世纪初,由马启西(1857~1914)创建于甘肃省临潭县旧城镇。其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马启西创传时期(1902~1917)。他是清末秀才,1891年在临潭旧城西凤山开设私塾,取名金星堂,除讲授“四书”、“五经”外,还以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的汉文著作《正教真诠》、《清真指南》、《天方典礼》等伊斯兰教论著为依据,宣传教义,简化宗教仪式,克服教中的陈规陋习,并提倡男女儿童上学读书,受到当地广大回族群众的拥护。随着信众的增多,他在西凤山下设立了道堂,取名西道堂,一面传教,一面组织生产。凡参加者,将其财产一并归人道堂,实行集体经济管理制,从事农、牧、商等各业的开发经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较大收益和发展,马启西的宗教地位和影响亦随之增高,遂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斥和打击、械斗、诉讼经常发生。1914年地方军阀马安良诬陷马启西勾结白朗扰陇,将其兄弟父子等23人杀害,并查封了道堂,抄查没收了全部财产,使西道堂陷入危机与旷日持久的诉讼之中。直至1919年马安良暴病身亡,诉讼才不了了之。(2)马明仁时期(1918~1946)。马明仁(1896~1946),字普慈。临潭人。回族。有才能,有文化,善于理财。1917年第二任教主丁全功被马安良杀害,他被选为第三任教主,他尽力招回、安置流落各地的教徒,制定振兴之策,完善各项制度,团结教众,继续经营农、商、牧、副各业。经20多年的艰苦努力,道堂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不仅在北京、张家口、兰州、包头、阿坝、康定、拉萨等地设立了商栈,而且行商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同时,还建立了农场12处,耕地达7千余亩,牧场5处,各种牲畜约5千余头(只),林场13处,各种作坊10余处。积累资金达百万余银元,奠定了道堂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设立男女小学各1处,选拔学习好的道堂子女到外地上中学、大学,为西道堂培养人才。这是西道堂的全盛时期。(3)敏学成时期(1947~1958)。敏学成(1882~1957),字志道。祖居临潭卓洛。回族。有一定文化,为人诚恳忠厚。1946年马明仁逝世后继任第四任教主,由于体弱多病,实权多集中于中层负责人手中,出现积聚私财现象,道堂集体经济大为削弱。加之马步芳军阀势力的胁迫,使西道堂经济发展受到种种限制,逐渐走向衰落。

    西道堂的特点

    西道堂信奉逊尼派教义及哈乃斐学派教法,信仰和礼仪的特点为:(1)基本信仰是“认主独一”、“顺主顺圣”、“遵经依训”,履行“天命五功”,并以刘智等人的汉文译著为宣教依据。在宗教功修上,主张教乘和道乘兼有,“修身以礼,明心以道,尽性复命,全体归真”。在宗教礼仪方面,兼收并蓄了格迪目和哲赫林耶两派的一些特点,如“主麻”礼16拜,与格迪目相同,对“圣纪”和教主忌日十分重视,除念《古兰经》外,还念《卯路德》、《麦达伊哈》、《穆罕迈斯》等赞主赞圣之经,又与哲赫林耶相似。但它们不为历代教主修建拱北,这与其他门宦大相径庭,同时,除创始人马启西从事坐静修持外,后辈教主对道乘的修持比较淡薄。(2)教统结构具有门宦制的特点,实行教主统管制。教主既是宗教领袖,又是道堂内世俗生活的总管。(3)组织形式,分集体户和个体户两种。个体户,散居西北各地,经济独立,生活自主,遇有困难,道堂给予帮助,集体户聚居于临潭旧城西道堂内,集体经营农、林、牧、副、商各业。财产及收入全部归道堂所有,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堂内设有总经理,各行各业设有分经理和负责人。(4)道堂内实行集体生活,教众的衣、食、住和婚、丧费用全部由道堂统一支付。(5)提倡学文化,出资创办启西女校,旧城二校,并举办中学,鼓励道堂内和当地各族男女学龄儿童上学,学习文化。同时,还选拔道堂内成绩优良的青年上中学和大学,故其成员大多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乙它既是一个宗教派别,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模式的经济社团。西道堂的信众约有千余户,主要散居于甘肃临潭县旧城镇、和政县台子街和青海省民和县马营等地。

    西道堂的意义

    西道堂成功的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大家庭组织”和共同生活。从1901年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劝导教下群众,合伙经商务农,开发桃水上游草荒之地,部分教下率先将其财产的全部或一半归入道堂,开始过集体主活,共同劳动经营以临潭县城关为中心,包括13个乡庄在内的农、林、牧、商、副五业齐全的“西道堂大家庭”算起,到1958年这个大家庭的最终解体,西道堂的“大家庭组织”整整存在了57年。后人论及此享时曾感慨地写道:“(西道堂)实践着孔孟大同思想和伊斯兰早期穆斯林公社思想……居然在中国荒芜的山区确实成功了和存在过一个乌托邦。这对于哲学和人类进步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后世只要有人类对公社思想的追求,西道堂的历史就会继续给他们以启示。”(张承志《科学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读书》1988年第4期)因此,对西道堂的研究,无论从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角度,还是人类社会生活演变史的过程来看,其意义都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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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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