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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晋文学

    魏晋文学是指中国古代三国两晋时期的文学,在文学史的分期上,属于中国文学中古期第一段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前期。魏晋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等。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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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历程/魏晋文学 编辑

    魏晋文学是从汉末建安开始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这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正是在这二十几年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影响着后代的新趋势和新因素。因此,以建安作为这个时期文学的开始是恰当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终结,当然应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从公元196年到公元589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共经历了393年。

    魏晋文学陶渊明画像

    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至于蜀国吴国的文学则处于沉寂的局面。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习惯于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哲学史上,正始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本身也是玄学家。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锺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左思《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寺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晋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

    玄学渗透/魏晋文学 编辑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魏晋文学《魏晋文学雨玄学》

    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对老庄的自然之义有进一步的发挥。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一个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道使然的,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见于《论语》和《孟子》,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圣人不过是谨慎地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而已。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自然”和“真”,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虽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体现着这种美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嵇康、阮籍、锺嵘、刘勰萧统等人关于“自然”和“真”的论述,却对此后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极深远的影响。嵇康和阮籍本身就是玄学家;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学有很深的关系。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的极致,证明了玄学对文学产生的积极影响。

    言意之辩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旨之间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认为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以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的局限。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论,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存意的象。如果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到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到象。要想真正得到意必须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必须忘言。言不尽意论对创作论有所启发,得意忘言论对鉴赏论有所启发。语言是人类伟大的创造,然而它同人类丰富的感情、心理相比,同大千世界相比,又是苍白无力的。文学创作欲求达意,最好的方法是: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去体味那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和意趣,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陆机《文赋》中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中的言意关系:“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此后,陶渊明《饮酒》其五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锺嵘在《诗品》中每以滋味论诗,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是诗之至也。”滋味,固可求诸言内,更须求诸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道理对诗人和读者都很重要。中国诗歌的艺术精髓说到底就在于此。而这正是受了魏晋玄学的启发而得到的。

    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

    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流。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风流是在乱世的环境中对汉儒为人准则的一种否定,维系汉王朝统治的经学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而失去了昔日的控制力,在崇尚风流的魏晋士人看来,汉儒提倡的名教是人生的执和障。而魏晋风流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魏晋风流表现在外的特点则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如果再加以概括,则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或者说是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风流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从表面看来,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渊明等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魏晋风流的特点;《世说新语》这部著名的作品就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那种对个性化的向往,那种自我表现的要求,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正是文学成长的良好气候。魏晋风流不仅对魏晋这两代文学产生影响,也对魏晋以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人的心里,不断激发出文学的灵感。

    然而,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辩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了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严格地说玄言诗不算诗,因为那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入玄理而已,没有诗之所以成为诗的最重要的东西。可是,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诗不止是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山水风景形成象喻,或者借着参悟山水风景印证老庄的道理,这样就有了理趣。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本是酝酿于一次山水游赏的雅集,证明玄理和山水的融合已是必然趋势。不过在这些诗里山水的描写并不多,理之趣也并不浓。此后陶渊明和他的邻里们的斜川之游,陶本人所留下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而在陶渊明的其他许多诗中,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说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玄理,已成为他的艺术特色。到了谢灵运手中,玄言的成分缩小为诗的尾巴,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使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而获得新的生命。

    诗歌虽不宜成为玄理的枯燥注疏,但也需要理解以构成点睛之笔,这理趣被宋代诗人发挥到极致。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来,玄言诗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杀的历史地位。

    建安风骨/魏晋文学 编辑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粲、刘桢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魏晋文学《建安风骨》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于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组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

    曹丕《典论·论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为“七子”。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荣《诗品》列之于上品。

    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正始之音/魏晋文学 编辑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淫无度又昏庸无能,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弑曹髦大肆诛杀异己。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山涛本来与阮籍、嵇康等人为友。同在“竹林七贤”之列,后来投靠司马氏。

    魏晋文学阮籍

    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注云:“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嵇康的诗,现存五十馀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而以四言成就较高。应璩是建安诗人应瑒之弟,以《百一诗》闻名后世,其内容相当广泛,主旨是对曹爽的规劝。态度平和,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语言质朴,以言事与说理见长,形象则有所不足。

    两晋诗坛/魏晋文学 编辑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西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左思的《咏史》诗,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当时独树一帜。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文采富艳。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

    魏晋文学左思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陆机《文赋》说“辞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为了逞才,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才华的辞赋都十分重视,辞赋创作既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声誉,又使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而他们的文才,也的确十分突出。

    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左思曾以《三都赋》名震京都,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却是其《咏史》诗八首。刘琨早年生活豪纵,且慕老、庄,后来参加卫国斗争,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闻鸡起舞的故事,最能见其性格。《扶风歌》是刘琨的代表作之一。永嘉元年(307)他任并州刺史,募兵千馀人,历尽艰辛才到达任所晋阳,诗写途中经历和激愤、忧虑之情。郭璞的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有9首为残篇。钟嵘《诗品》说郭璞的《游仙诗》“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这是很确切的评价。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为人率直、洒脱。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谈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兰亭之会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羲之写了一篇《兰亭集序》。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

    文坛新貌/魏晋文学 编辑

    沈约将建安文风的特点归纳为“以气质为体”(《宋书·谢灵运传论》),气质体现为个性。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更注重个性的表现。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的命题,适时地反映了当时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与追求。这种文学取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陆机所谓“吐滂沛乎寸心”(《文赋》),乐观、悲观、慷慨、颓放、自得、内疚,各种沉潜的或稍纵即逝的感悟倾注于笔端,因而这个时期的文学从总体上说,较之于两汉,更具有一代人精神史料的价值。建安文学的时代风貌,首先在诗歌中得到集中体现,即如刘勰所言“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这是无疑的。不过,辞赋、书信、诏令等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流露出一种新鲜生动的气息,既表现为对旧体载的改造,也表现为强化应用文的文学性,从而下开其后文章创体增类、标能竞才的风尚。

    魏晋文学曹操

    正如刘勰用“气爽才丽”一语评论魏之三祖(《文心雕龙·乐府》),“气爽”与“才丽”的结合,其实也是建安群才的共同特点。沈约指出:“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其中曹植在表现“盛藻”方面尤为突出,其《前录自序》称:“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以“春葩”自喻文采斐然。伴随着“诗赋欲丽”(《典论·论文》)说的提出,“丽”的审美要求不局限于诗赋,也影响到书表铭颂论说等其他体裁,从而大大加速了东汉以来文章渐趋骈化的进程,推动骈文臻于成熟。就建安文章而言,由于注重“气质”,故对藻饰的讲求尚能情辞相称,这也为后世建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典范。

    在建安各体文章中,曹操的教令甚具异彩,饶有通脱之风。诏令之体,属于庙堂之制,在两汉时期,这种体制的文辞庄重典雅。曹操所作诸令,不但思想无所顾忌,而且行文风格也不拘常例。作于建安十五年(210)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身世志愿,恳切坦率,其中并不讳言自己功高盖世:“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又说到自己不愿放弃兵权,以博谦退的美名,原因就在于“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明代张溥评之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魏武帝集》)。再如其《求贤令》标举“唯才是举”,《举贤勿拘品行令》甚至提出对“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勿有所遗”。正因称心而言,字里行间流动着一股率真之气,所以就容易带有个人色彩。这对于公文性质的诏诰而言,不啻是一种文学性的改造。

    同样在应用性的文体中显露出文学魅力的,是曹丕、曹植的书札。其写作的动因,似并无具体事由,内容多为抒发当下的悲欢契阔之情,裁书叙心,因而较之前代书札,更能随境生趣,摇曳多姿。

    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从而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感情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其代表作是《登楼赋》

    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的强化,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体物写志的佳作。如曹植写《洛神赋》,构思与手法虽受宋玉《神女赋》的启发,但主题发生了变化。《神女赋》借再现襄王梦中艳遇的经历,意在讽喻君王不可贪变美色,而《洛神赋》描绘对洛神的追求与幻灭过程,借以抒发作者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灭,这是对传统题材加以转换的一个典范。因政治险恶而倍感命运多舛的文人们,有的在赋中吐露一腔悲愤,如向秀《思旧赋》以极为凝练含蓄的语言,对惨死于司马屠刀下的友人追念感怀,并对迫害贤良的当政者寓有怨愤谴责之意;有的在赋中嬉笑讥讽,如阮籍《猕猴赋》刻划贪求利欲者“人面兽心”的丑态,他在颇具赋体风貌的《大人先生传》内,将虚伪的礼法之士讥为“何异夫虱之处裩中”,这一辛辣的比喻从《庄子·徐无鬼》的“豕虱”之喻变化而来,其对封建礼法的批判之意则更为坚锐。鲁褒的题为论而体亦如赋的《钱神论》痛诋唯利是图寡廉鲜耻的恶俗;有的在赋中寻求超脱放达,如刘伶《酒德颂》通过“大人先生”与“贵介公子”、“缙绅处士”的对峙,表达对名教礼法的蔑视;陶潜《归去来兮辞》展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性。这些作品篇幅几乎都不长,却意绪绵邈,给人以新鲜的感受。

    辞赋生机的焕发,还表现在大赋的体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调动。和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不过与汉代不同的是,它已不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一端(如左思《三都赋》、潘岳《籍田赋》),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赋》以及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山居赋》、梁武帝《净业赋》、梁元帝《玄览赋》、颜之推《观我生赋》等。汉大赋多有以“乱”、“诗”、“歌”等形式系之文末的,但一般说来,这类文字的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而魏晋以后的大赋则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中长篇作品的命题就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被刘勰认为是“策勋于鸿规”的潘岳(《文心雕龙·诠赋》),在这方面颇具匠心,如其《秋兴赋》之于宋玉《九辩》,《闲居赋》之于张衡《归田赋》,《西征赋》之于班彪父女的《北征赋》、《东征赋》都是如此。后世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杜甫也常以赋题为诗,如其《秋兴》和《北征》,一为联章,一为长篇,这种拓展文体的方法,可以在此找到发源的因素。

    魏晋学术,一改汉代儒术独尊的局面,刑名、老庄之学兴盛,道佛二教亦各有发展,从而形成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活跃期。各种思想交锋争辩,成为一时风尚。谈辩之风也影响于文章,如赋体出现辩难之作,以及以思理见长的作品,包括探讨玄学或寄寓佛理。但最能凸现这一时期论辩风采的,则是论辩文。单篇说理之文,虽起于汉代,但受特定时代学术风气的激荡,论辩文至魏晋才出现高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题广泛,主要有研寻哲理、衡论宗教、品藻人物,箴贬风俗、讨论礼制等内容;二是名家辈出,并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风力,刘勰举出傅嘏论才性同,以及王粲《去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夏侯玄《本无论》、王弼《易略例》、何晏《无为论》《无名论》为代表,评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文心雕龙·论说》)。章太炎《论式》赞赏魏晋论辩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其中嵇康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论辩文,多涉及当时重要的玄学论题。《晋书》本传称他“好老庄”,“善谈理,又能属文。”。如其《养生论》阐发形神交相养之理,他的论辩文独高一世的原因,在于析理缜密,辞喻丰博,兼宗名法之家与道家论理之特长,做到精核而不失之苛察,通贯而不失之虚浮,从而将论辩文推到新的高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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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5-08
    扩展阅读
    1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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