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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麦德乐朝觐雍正

    1724年(清雍正二年),清朝政府大规模驱逐西洋传教士,澳葡政府担心清廷会进而收回澳门,就上书请求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遗使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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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麦德乐朝觐雍正 编辑

    雍正皇帝雍正皇帝

    1724年(清雍正二年),清朝政府大规模驱逐西洋传教士,澳葡政府担心清廷会进而收回澳门,就上书请求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遗使来华。1727年,葡国使臣麦德乐(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zes)经澳门抵达北京,朝觐雍正皇帝,行叁跪九叩礼,呈献大量礼物,并恳请清政府保护在澳门和中国内地的葡人。雍正允准了这一请求,同意葡人继续居留澳门,并在麦德乐返澳时,给予了特别的优待。这次出使费用浩大,在澳葡萄牙人共拿出了3万两银子,其中澳葡当局承担了2.5万两。  [1]

    朝觐原因/麦德乐朝觐雍正 编辑

    1725年(雍正三年),麦德乐携带国书及30箱礼物,随张安多(Antóin de Magaihaens)等9位神父,从葡萄牙乘坐奥利维拉圣母号(Nossa Scnhora d’Oliveira)船,经巴西里约热内卢前来中国。1726年(雍正四年)6月10日到达澳门。麦德乐及其随从共64人,受到澳门葡萄牙当局和市民的隆重欢迎,各炮台和战舰礼炮齐鸣,三队官兵在门口组成仪仗队,人们希冀着这一位大使能减轻雍正皇帝对天主教之厌恶情绪,进而改善在澳门的处境。

    第一次朝觐/麦德乐朝觐雍正 编辑

    雍正时的建筑雍正时的建筑

    麦德乐在澳门停留期间,同议事局举行了会议,广泛接触澳门各界人士。他们请求大使“将澳门所受到的压力和勒索全部是报给皇帝,并请求中国停止一切不公正和令人困扰的举动”。麦德乐得知中国官吏把他当做贡使上报时,极力想维护葡萄牙国王及自身的尊严,表示“宁可返回欧洲,也不愿以一名帝国臣服者的身份跋涉至此”,要求皇帝将他当作进贺的使节。在广东官员许诺勘合中没有插进“进贡”或其它侮辱性的词语后,大使决定动身。结果麦德乐得到雍正皇帝的旅途安排。

    1727年(雍正五年)5月18日,麦德乐大使正式进入北京,雍正为他安排了极为隆重的进京仪式:先是一队200人的满族军队及三队乐手;接着是260名著红衣的仆役抬着30个覆盖着黄色丝绸的装有礼物的箱子;然后是身着蓝色和银色制服的鼓号手,伴随着举有镶着金边旗帜着緑色的锦缎的葡萄牙士兵;然后是手持兵器的皇家卫士、马夫和身着金银衣服头带羽帽等候的绅士和秘书,每人有一仆役牵马跟随;然后是数量更多的着蓝、银色制服的皇家士兵;接下来是坐在八人大轿上的大使,轿子用蓝色天鹅绒装饰,八个轿夫均着蓝衫、系红腰带和戴羽帽,另有一名士兵护卫轿子;澳门议事局的副官坐轿随其后,大使的坐骑被套上精致的马装。之后是随从神父、翻译、宫廷教士及其它使团成员,最后有一队中国官员,全队伍一共有800人。雍正对大使礼节的安排出乎寻常,使负责接待外使的官员陷入混乱之中,他们习惯了平常其它贡使的程序安排。大使亦命令使团成员不失时机地向人群抛撒银币,使人们惊异于大使的慷慨大方。 

    麦德乐进京以后,领班军机大臣立即奏报皇帝,雍正随即询问了许多关于大使的问题,诸如其才干、性格、身份以及其出使目的,得到的答案仍如同张安多神父之言。麦德乐大使面对在“西夷”面前趾高气扬的中国朝廷,始终努力保持葡萄牙及整个欧洲的荣誉和尊严,总是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有些行为是要惹恼中国朝廷的。但雍正均以出乎寻常的宽广胸怀接纳了大使,他处处以隆重的礼仪对待大使,给予其极高的荣誉,其规格之高使朝廷百官和京城百姓均瞠目结舌。雍正唯一没有给予大使的机会便是提及传教士事务,显示雍正在这方面持否定的态度。 

    5月23日,按照礼部安排,麦德乐应前往礼部演习朝观皇帝的礼仪,但大使却认为有损于其荣耀身份而拒絶前往。在传教士的机智对应下,以大使已经十分熟悉中国礼仪为藉口推掉了这个安排。之后,在大使怎样递交葡萄牙国王信件给皇帝的方式上,双方发生争吵。按中国朝廷惯例,贡使应先将信件放在一张桌子上,由大臣转呈皇帝,但麦德乐要求按葡萄牙国王的指示,亲手将信件递呈皇帝。因为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沙皇大使伊兹迈诺夫(Leoff Vasilievich Ismailoff)觐见康熙时是亲手递交国书的。这件事在欧洲广为流传,被欧洲人认为是对中国的一大胜利。大使的坚决态度激怒了负责此事的皇太子,他向传教士指责大使固执和不识时务:“一到这里就挑起争端,今天就一张桌子的问题挑起争端,以此类推将没完没了”。

    雍正却极其和气地宽容了此事。26日谕令:按照大使的要求行事。当时处在雍正禁教时期,此事在传教士心中投下了阴影。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一方面在皇帝及大臣面前忍受训斥,使皇帝及大臣们明白大使的唯一目的是祝贺皇帝登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清醒地告诉大使,大使给朝廷留下好印象比他按预定计划行事要好,他们要求大使不要提及传教一事。 

    贡品贡品

    这件事后争端再起,麦德乐要求坐八人大轿朝见皇帝,按中国礼仪,在京城只有皇子可以坐八人大轿。大使的过分要求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中国招致的只能是反感和拒絶。最后在传教士的调解下,麦德乐作出让步。尽管大使一再挑起争端,但雍正一直不改其盛情款待的态度。 

    5月28日,麦德乐正式朝见皇帝。他在礼部官员的指引下,按照中国礼仪及程序,在太和殿对雍正三跪九叩首,与前两次使节基本相同,唯一区别是他亲手将葡萄牙国王的信呈给雍正,而这封信是真正来自葡萄牙国王的,前两次均是澳门或果阿葡当局假借葡萄牙国王名仪的代笔之作。仪式完成之后,大使发表了极为礼貌得体的演讲,陈述了葡萄牙国王对雍正的美好祝愿,并恳求雍正如同康熙一样与葡萄牙保持友好关系,关心和爱护居住在澳门及中国其它地方的葡萄牙人,“协调在澳门和中国土地上居住的葡萄牙人和中国臣民的关系”。随后,雍正与大使闲聊了一阵,气氛十分愉快,大使机智的对应与高雅的举止使雍正十分满意。他对大臣说:“这个人不错,很懂礼貌”。之后,麦德乐离开宫廷,完成了第一次觐见。在整个过程中,大使牢记传教士的忠告,没有提及教务,一个字也没有!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个多世纪后,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谈判桌上,西方殖民者要求种种特权时的强霸之气焰。大使在返回驻地的路上又向人群大撒银币,以示阔气。 

    第二次朝觐/麦德乐朝觐雍正 编辑

    6月7日,雍正在西山别宫第二次接见了麦德乐,大使将从葡萄牙带来的三十箱礼物奉上,

    第三次朝觐/麦德乐朝觐雍正 编辑

    6月13日,大使第三次朝觐雍正,此次是谢恩,随雍正参观各处花园。雍正依旧热情好客,只是不给大使畅所欲言的机会。数次大使谈及教务,均被雍正制止,这让大使迷惑不解,他不时地叹息:“如果他不让我为基督教说好话,何必如此款待我呢?”。〔14〕大使依照传教士的劝诫尽量地给朝廷留下好印象,同样热情大方地与中国官员接触、赠送礼物,在葡萄牙国王的命名日,宴请某部大臣佟老爷及留在公馆里接待他的官员。此外,严格使团纪律,使团无一人因可以自由在京城走动而到处乱逛,以免影响形象。在传教士眼中,麦德乐的确在北京留下了好印象,“他的一表人才,他的灵活技巧,他住处的井然有序,为他自己也为欧洲人在中国朝廷上下赢得高度的尊严”。〔15〕这已经是传教士所希望的了,但远没有达到澳葡当局的要求。

    最后一次朝觐/麦德乐朝觐雍正 编辑

    传教士在工作传教士在工作

    麦德乐最后一次觐见雍正是在7月7日,雍正把这次见面安排在圆明园。他以隆重的礼节款待大使,亲自赐酒一樽,并把自己桌上之食物赐给大使,这要是发生在五十余前萨尔达尼亚或本托·白垒拉之时,定会让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但此时,传教士小心翼翼地陪着大使,只求他不要再有半点差错就足够了。在这次会见中,大使重新提到澳门之困境,请求雍正保护澳门及爱护居住在澳门和中国内地的葡萄牙人,并将此旨意下召给广东官吏。雍正仍以其雍容大度的帝王气派应允下来,并赐给大使七个小玩艺。大使在请求雍正确定回国日期后便告退了。整个会见和宴会表面上充满着愉快的气氛,但双方都在掩饰着实质性的话题。雍正根本不愿提及传教事务,但只是为了显示其继承康熙善待外国人的传统,和其本人雍容大度的帝王风范,而摆出种种友好姿态。麦德乐牢记传教士的忠告,除了尽量维持葡萄牙的尊严及大使荣耀外,也只字不提传教事务,如同被薄纸隔开一样,双方都在极力扮演一种角色,一个不愿而另一个不敢去捅破这一层薄纸。在这种情形下,薄纸会慢慢变成厚厚的墙,把双方严实地隔开。雍正从维护自身统治稳固出发,铲除潜在的危险因素,使天主教在华突然中断,也使中国失去了大批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充当桥梁角色的传教士,直接造成清前期中西文化交往的中落。究其原因虽然并不能归于给雍正或其它某个君王的个人喜好或谋略,应该从更深层次的原因中探寻。但历史事实至少说明,雍正一味地强调“西洋人何裨益于我中国”的态度及驱逐传教士的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中国起到保护作用,而是将中国置于与世隔絶之中。

    离开京城/麦德乐朝觐雍正 编辑

    麦德乐在御史常保住的伴送下,离开京城,走江苏浙江江西一线前往澳门,雍正此意是想让大使亲眼目睹中国经济繁荣和人文发达的地方,并授意各地厚待大使。雍正同时也密切关注大使的行程。御史常保住在路程中为勒索地方官而故意抬高麦德乐的身份,遭到一些官员扺制,浙江李卫于雍正五年(1727)九月十九日奏报麦德乐轿横,常保住“不原国体,但借之以作威福。”雍正很欣赏李卫,原批曰:“所奏珠属可嘉之至,各省封疆诸臣悉能如此居心,顾惜国体,天下何愁不治”,要求李卫调查使臣离浙赴粤之情况。麦德乐扺澳门后,两广总督孔毓珣折奏,称常保住“一路廉静,待夷人亦甚得体”,雍正朱批令其据实奏闻。孔毓珣回奏:前报常保住廉静,是因他离广州时拒收各官公送程仪八百两,其实他在广东,来回都派家人打前站,所至勒要抄填勘合银、小包及其它费用,“在澳门收受西洋人礼物,则人皆知道,收受西洋人是何礼物,则外人不知。”,说明常保住确实不惜以伤国体捞取钱财。 

    麦德乐于12月8日回到澳门,受到澳葡当局和市民热烈欢迎。为了感谢雍正的“深仁厚泽”,又恰逢其寿辰,大使便于十一月初一(12月13日)率“异官商民,排列行礼于天主堂,诵经恭祝圣寿。” 

    结果/麦德乐朝觐雍正 编辑

    传教士西方传教士

    麦德乐此次出使中国一无所获,雍正仍继续实行禁教政策,澳门再一次成为被驱逐的传教士的避难所。澳门不但没能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因负担大使的费用而使刚刚恢复了一点点的财政大伤元气。澳门为此花费三万两白银,其中包括: 

    传教士耶稣会日本省区捐赠:1000两 

    传教士耶稣会中国省区捐赠:500两 

    澳门教士捐赠:200两 

    十二个市民捐赠: 3000两 

    城市财政收入:25500两

    澳门克服重重困难为筹得这笔资金,使刚于1720年建立起来的一家银行倒闭,同时由于议事局因财政收入为扺押,一直到1762年(干隆二十七年)才有足够的资金重新恢复正常财政运转。 

    麦德乐这次出使中国既没有改善传教士的处境,也没有为澳门争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相反,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又实行了对澳门经济影响更大的新政策。在两广总督孔毓珣、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屡次奏请下,鉴于东南沿海各省因禁止与南洋贸易而引起的各种严重社会问题,雍正下令陆续废除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禁海令,中国商船重新获准出洋贸易,再一次打破了葡萄牙人独揽南洋贸易的局面。中国商人占有种种优势,不仅与葡萄牙人争夺海外市场,同时也争夺国内货源,对澳门葡萄牙人造成严重威协。中国政府开海通商的政策,客观上却使澳葡贸易的衰落不可逆转。可见,澳门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政府政策的倾斜。为此,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次出使最后一个结果是让澳门的管理者沮丧,因为没有给他们在中国和葡印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带来任何改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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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09-12-16
    [2]^引用日期:200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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