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外交
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影响他国的外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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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外交（value diplomacy）是一种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来影响他国国民价值观的外交手段。[1][3]“价值观外交”的概念由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首先提出。广义上，价值观外交是指国家间就价值观议题展开的外交政策互动；狭义上，价值观外交是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存在根本差异的国家在各领域交往中表现出的受意识形态驱动形成的政策偏好。[2]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价值观外交发端于近代欧洲基于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实践。17世纪，法国首相黎塞留率先提出应以“国家理性”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并带领欧洲摆脱了价值观外交的桎梏。20世纪中叶，随着理性主义外交理念在全球的盛行，价值观外交日渐式微。冷战的爆发令意识形态对抗成为东西方阵营交锋的主题，价值观外交再度兴起并对国际格局的整体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2]
价值观外交的优势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寻求并增强盟友的认同感；二是增强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三是增强对外施压效果。[6]但国际关系中的诸多事实已经证明，“价值观外交”是这个世界的重大干扰性、破坏性因素。可能导致甚至加剧世界的分裂；模糊对国家利益的全面认识，催生非理性政策；助长地区动荡甚至国际冲突。[7]
冷战后美国的价值观外交，是以“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理念为核心，通过意识形态划线推行的外交实践，其本质是服务于美国霸权护持，核心逻辑依托“图式-叙事-政策”框架：以“冷战图式”为思维模板，通过政策叙事将抽象价值观转化为具体行动，对华政策呈现鲜明阶段性特征。[2]俄罗斯的价值观外交有着深厚历史传统，当代则以保守主义为“精神内核”，成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撑。普京执政后，面对叶利钦时代西化转型失败导致的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以及国际地位下滑的困境，转向强调国家作用与传统的保守主义，先后提出“俄罗斯新思想”“主权民主”等理念，明确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张基于本国历史、地缘政治和国情走独特发展道路。[8]安倍晋三当政时期，东亚被日本政要视为“价值观外交”的主战场。在东北亚，派特使前往韩国用所谓共同价值观拉拢韩国。在东南亚，麻生以副首相身份访问“民主变革”中的缅甸，宣布减免巨额欠债，离间中缅关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时，强化日菲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遏制中国正当的海洋维权。安倍的首访也选择了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并发表“东南亚外交五原则”，宣传其价值观外交理念。这一系列外交动作意在构筑“自由繁荣之弧”，孤立、遏制中国。[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