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馨
清朝的官员
条目
张集馨（1800年-1878年），字椒云，别号时睛斋主，江苏仪征人。[1]1829年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供职。1836年受道光皇帝特简，外放为山西朔平知府。同治四年（1865年）因防御太平军北伐，被劾革职。张集馨一生官场不得志，曾八次被召见，包括道光十五、十六、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咸丰元 年、六年、九年。他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等省担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张集馨还曾担任署理巡抚。他的自叙年谱于1981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
人物生平
张集馨系翰林出身，擅长文墨，观察敏锐，对清朝的腐败现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这固然同他没当上封疆大吏的积怨有关，但主要是由所处的时代而促成。张集馨替清王朝效犬马之劳的时候，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大动荡、大转折，列强的重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国门，接踵而来的农民起义风暴撕裂掩盖封建制度罪恶的帷幕，宦海腐臭，黑幕重重，给身处其境的作者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的层层关卡，应该说，张集馨不是个等闲之辈。他逐渐明白官场的“潜规则”，也不可避免的身体力行。与多数官僚不同的是，他有点迂腐，干了事心里不舒服，常把郁结不快的情绪，诉诸笔墨。当小京官时俸给菲薄，也很少灰色收入，生活自然清苦。外放山西朔平，并不是他钻营的结果，他本着“谨遵圣训”和“地方蒙其福”的志向，走马上任，没按惯例向京官进贡“别敬”。
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被补授为陕西督粮道，情况就不一样了。关中是产粮食的地方，“美腴甲天下”。陕西粮道专管西安府的兵粮，是人人艳羡的肥缺。他在京城应酬所破费的金额高达一万七千两白银，最后连去陕西赴任的盘缠都差点凑不出来。张集馨素有清誉，虽说在地方上为官已近十载，但搜刮的钱财并不多。所以离京前的这笔巨额花销，几乎全靠告贷而来。在陕西粮道上混了两年，对官场的潜规则已心中了然，三节两寿要向上司表示，哪个要送哪个可以免了，哪个该送多少，礼品要选什么，他心里都有本账。至于迎来送往的吃吃喝喝，那更是免不了。每有官员过境，“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这样算下来，“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这还不算完，另外要负责馈送官员的盘缠。即使是对付低级别的章京，因为他们来头大，奉送的路费也不在少数，“程仪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平常，还得不时与顶头上司藩两台以及盐道等同僚们在衙门里喝酒看戏，“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话有点耳熟，现代的说法是：加深友谊，联络感情。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滥用公款算不上什么！这些花里胡哨的支出，在公开账面上报销不掉，否则上司衙门一稽查，就会闹出事情来。最妥当的办法是靠小金库，狠狠的刮地皮，不择手段的收刮民脂民膏，是填满小金库的不二法门。结果，他为官一年，不但还清一万七千两的借债本息，还开支掉个人费用一万多两白银。陕西粮道衙门内有一副楹联，“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或许即是张集馨生活的真实写照。
陈腐的封建官场是个大染缸，“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行不通，其潜规则靠个人力量的抵御也终究难成气候。当然，不必过分指责张集馨的贪墨，在清朝末期，此类官员尚可称为循吏，比之更贪婪的官僚大有人在。张集馨的“可爱”之处在于：在《见闻录》的叙事笔调中，不见自鸣得意的成分，倒是或多或少能体味到作者的“歉疚”心情。张集馨以他清丽的文采，把当年充斥官场的腐恶现象作了逼真描述，给后人认识当时腐败黑暗的社会面貌，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