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

1935年在陕西子长召开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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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35年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1]瓦窑堡会议旧址位于子长县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2]
1935年12月17日，会议开始举行，由张闻天主持。1935年12月17日至19日为会议第一阶段，主要讨论形势与任务问题。1935年12月20日，会议开始讨论军事问题。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作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会议于当天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4日，会议开始讨论政治决议问题，毛泽东作主题发言。1935年12月25日，会议在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3]
根据瓦窑堡会议既定的战略规划，毛泽东与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6年2月20日开始东征，东征红军回师后开始西征，“两征”战役是红军落实瓦窑堡会议确立的军事战略方针的首次作战，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全国抗战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4]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扭转了“左”倾错误给党造成的长期孤立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5]

会议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之后，继续扩大侵华行动。1935年，日军在华北地区频频制造事端，进一步加快侵华步伐，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日益加剧。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族危机，继续执行对日妥协政策，于1935年同日本侵略者相继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公然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转让给日本。此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不减，大肆收买培植汉奸势力，在华北地区悍然发动“防共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绥远、察哈尔、山东、山西5省分离出中国政府的管控。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扩大的侵略威胁，急剧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致使中日民族矛盾取代中国国内矛盾，迅速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继而引发中国国内阶级和政治力量的重组。同时，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华北战略屏障的沦陷，国人逐渐把抵抗日本侵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不仅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人士和地方实力派开始觉醒，纷纷表示“发动反日战争，实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实为一切不愿当汉奸做亡国奴的人民的迫切需要，实为今日中国的‘国是’”。甚至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官僚资产阶级，也对日军大举侵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抗议。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五全大会，首次提出对日政策由不抵抗转变为长期防卫。但是，蒋介石只顾一党私利，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把“围剿”红军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当务之急。这就使得刚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的前提下，有效扩大和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