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
1935年在陕西子长召开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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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35年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1]瓦窑堡会议旧址位于子长县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2]现属延安市管辖。[3]
1935年12月17日，会议开始举行，由张闻天主持。1935年12 月17日至19日为会议第一阶段，主要讨论形势与任务问题。1935年12月20日，会议开始讨论军事问题。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作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张闻天作《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的报告。[4]会议于当天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4日，会议开始讨论政治决议问题，毛泽东作主题发言。1935年12月25日，会议在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5]
根据瓦窑堡会议既定的战略规划，毛泽东与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6年2月20日开始东征，东征红军回师后开始西征，“两征”战役是红军落实瓦窑堡会议确立的军事战略方针的首次作战，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全国抗战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6]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扭转了“左”倾错误给党造成的长期孤立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7]
会议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之后，继续扩大侵华行动。1935年，日军在华北地区频频制造事端，进一步加快侵华步伐，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日益加剧。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族危机，继续执行对日妥协政策，于1935年同日本侵略者相继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公然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转让给日本。此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不减，大肆收买培植汉奸势力，在华北地区悍然发动“防共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绥远、察哈尔、山东、山西5省分离出中国政府的管控。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扩大的侵略威胁，急剧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致使中日民族矛盾取代中国国内矛盾，迅速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继而引发中国国内阶级和政治力量的重组。同时，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华北战略屏障的沦陷，国人逐渐把抵抗日本侵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不仅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人士和地方实力派开始觉醒，纷纷表示“发动反日战争，实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实为一切不愿当汉奸做亡国奴的人民的迫切需要，实为今日中国的‘国是’”。甚至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官僚资产阶级，也对日军大举侵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抗议。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五全大会，首次提出对日政策由不抵抗转变为长期防卫。但是，蒋介石只顾一党私利，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把“围剿”红军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当务之急。这就使得刚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的前提下，有效扩大和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