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生计

嘉庆帝政务活动之一
image
嘉庆帝在位期间，整理旗务与筹划八旗生计，是其主要政务活动之一。之所以如此，即因为期间八旗生计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八旗组织的涣散，战斗力丧失，以及旗人犯罪问题的日渐普遍，从而构成对其王朝统治、社会稳定的极大威胁。尽管嘉庆帝对此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终因不能触及八旗制度本身，从而限制了其效果。

出现问题

八旗特别是满洲八旗，作为清王朝立国的支柱作用一直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在政策上都特意给予种种优惠，使八旗官兵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享有诸多特权。清朝入关初期，清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掠夺许多肥沃的土地作为旗地，按不同的等级分配给所有八旗官兵，就连地位最低的披甲人也能分到房屋二间（后改为一间）、耕地三十亩、月饷银二两（一度为一两）、年米十余石，以及出征时一定数量的银米津贴（称为行粮）。这种包养政策曾经为调动八旗官兵的积极性起到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消极性也日益暴露出来，一方面是八旗生计日益艰难，特别是康熙八年最终停止圈地后，旗地已无新的来源，加上旗人生齿日繁，而官兵数额都有定限，新增旗丁已无法按原来的规定计口授田，八旗内部的贫富分化也日趋激烈，旗人又不善经营，因而生计艰难；另一方面，由于旗人长期脱离生产，出征作战也日益减少，原有的淳朴勇武风气逐渐丧失，而生活上追求奢华、安于游惰的风气却蔓延开来。八旗生计问题的严重化，不仅影响八旗军队的战斗力，也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从康熙中期以后，如何扭转八旗颓废之风，妥善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便成为每一位在位皇帝面临的相当头痛的问题。[1]
嘉庆即位后，八旗状况更为严峻。其一是组织涣散，战斗力丧失。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勤习骑射训练武艺，处理公务，整顿营伍全行不顾，而一般士兵则在京城及各驻防地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早在乾隆元年的一道上谕中就说：“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dài]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不少人就连骑射之技也已忘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杭州阅兵时竟有失落马下的笑话发生，故嘉庆四年正月的一道上谕中就说：“朕于甲辰年（乾隆49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起义平定后，清廷清查台湾武备情况发现，“台湾戍兵，多有卖放私回，以致缺额，其留营当差之兵亦听其在外营生，开赌窝娼贩卖私盐。镇将等令其每月交钱，经年并不操练”。[1]
白莲教起义时，八旗将领也曾请缨赴战，但却是为了抢劫发财，“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更差。嘉庆四年总统勒保就奏称：“键锐、火器两营京兵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距达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与其久留糜饷，转为绿营轻视，请全撤回京，无庸续调”。时人严如煜也说：“教匪之役，前后八九年，兵调十数省，其中劲旅勇鸷敢战者固自不少，而矫捷坚实可恃，必以黔兵为第一。……各省提镇大营之兵，所驻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风俗华靡，平时未尝远出城郭，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dàn]肥，习以为常，山内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疲，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因此作战时往往是“各路官军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由于官兵作战能力低下，表现极差，当时民间有“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之谣，又有“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仅出现”之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