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元礼
唐代徐坚等所著的礼仪书籍
条目
历史版本
《大唐开元礼》是唐玄宗时代官修的一部礼仪巨著，原名《开元礼》，正式颁行于开元二十年（732年）。本文讨论《开元礼》的撰作缘起，认为《开元礼》和《唐六典》作为取代上古三《礼》的中古礼典，在制作上异曲同工，都是玄宗营造盛世的精神产品。《开元礼》提出以“改撰”《札记》为目标，更有着从疑注到改经的长期思想基础和深刻学术渊源。而《开元礼》撰作之前，礼仪使的设立和在此之后举行的一系列礼仪活动，为《开元礼》的创作进行了礼仪实践和理论准备。《开元礼》最后以“折衷”唐贞观、《显庆礼》，解决和协调对《礼记》经传认识的矛盾，实现对于唐朝本朝新礼的吸收，体现了唐朝礼制的时代化和创新精神。该书编的主要基础为唐太宗贞观年间和唐高宗显庆年间的礼书，通过折衷异同编次而成，为唐代礼制的集大成者。对于该书的性质历代有多种看法，有经部礼类仪注及史部仪注、职官及政书等数种不同的划分，表现出仪注与礼学的密切关系，当代观点则认为该书叙述五礼的规范和一般性原则，属于礼制范畴。
创作
《大唐开元礼》由徐坚等创始，萧嵩等完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颁行，名《大唐开元礼》分吉、宾、嘉、军、凶五礼。杜佑曾采其一部分，载入《通典》，新旧《唐书·礼志》亦以此为蓝本。署名为唐玄宗时期宰相萧嵩奉敕修撰，实际参与编纂工作的还包括张说、王仲邱、徐坚、李锐、施敬本、贾登、张煊、陆善经和洪孝昌等人。成书背景始于唐太宗贞观时期，贞观十一年（637年）修成《贞观新礼》，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制定《显庆礼》，但二者并用，无固定礼仪制度。开元十四年（726年）王喦请以《礼记》为参照制定礼仪，张说建议参照贞观和显庆时所修的五礼仪注，折衷异同而定。开元十八年萧嵩任用王仲邱继续修撰，解决了祈谷、大雩、明堂等用礼犹疑内容，至开元二十年九月完成并颁行。《开元礼》成书后成为唐代臣僚常引述的礼制文献，影响超过《贞观礼》与《显庆礼》。
影响
《大唐开元礼》取法唐贞观和显庆两代礼仪，并对汉魏以来的礼制作了较系统的总结，与以往的礼典相比较具有内容广博而全面的特点，使唐朝礼制臻于完备化，为今日研究唐朝礼法及法律、风俗的重要原始文献。唐代史学家杜佑曾称赞该书“于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着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亦称“唐礼莫著于开元”。该书也为后代官修礼书奠定了基本格局，其按序例和五礼分类编撰的方式被《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钦定大清通礼》等普遍采用。自唐德宗时将《开元礼》立于官学，成为科举考试必读之书，至宋初时仍将该书列为科举中的科目之一，唐代曾出现《开元礼义镜》《开元礼京兆义罗》《开元礼类释》和《开元礼百问》等多种解释或者阐发《开元礼》含义的文献。《旧唐书》《新唐书》中的礼志部分也均以此书为蓝本，但其中保存材料仅有十分之三四，杜佑修《通典》时亦将其中的三十五卷纳入礼典，仍不及原书完备。至宋太祖时期所编修的《开宝通礼》仍以该书为蓝本而有所损益，但《开宝通礼》行用后，《开元礼》不再被列为考试科目，并逐渐湮没无闻。现存旧本多为抄本，较有代表的为《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为两淮盐政所采进，列于史部政书类，刻本则以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公善堂《洪氏唐石经馆丛书》校刊本为代表。近年在敦煌、吐鲁番出土了该书的官文书残片，被初步考证为其中的卷三九《皇帝享于太庙》和卷六五《时旱祈于太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