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比尔
我爱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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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版本
内容简介
阿三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心路历程：从她的意识错位写到她的挣扎无奈，直到最后的毁灭。作者在叙述的时候以不带有强烈而明确的个人主观色彩的笔触勾勒人物，生动而富有感染力。《我爱比尔》获第三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三等奖。[1]
创作背景
一九八三年的美国之行，对于王安忆而言，是初步建立一个国际背景，在世界文化语境下观照民族/国家/个人的视野。回国后所写的的《小鲍庄》，应和了一九八五年国内文学/文化界的“寻根”热潮。这个热潮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初期，再度睁眼看西方之后，中国人自我身分认同的一次集体性焦虑。彼时知识界，既有汇入世界大潮的兴奋，在全球激烈竟争之下不被开除“球籍”的担心，还有如何保持自已的文化身分，寻找自我同一性的问题。在人们祭出一个又一个中国文化的法宝时，王安忆仍然保持着她一惯的冷静思索，在《小鲍庄》里，原始神话和当代神话的讲述被同时展开，两套符码的交相撕扯使得关于“根”的神话（无论是较久远的“仁义”还是现代的“革命”）露出了尴尬的一面。在之后的创作中，她断断断续续地触及到这些问题，象在《伤心太平洋》中，她探讨了与血缘、文化紧密相联的民族与作为政治经济利益单位的国家的重叠与背离，以及个人在其中所处的位置 。《我爱比尔》则直接回应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现实，凝聚了王安忆个人对于在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境况下，第三世界的国民，如何建构自我身份问题的严峻思考。虽然这是个篇幅不算太长的中篇，但涉及的层面颇多。阿三的故事是一个第三世界的知识女性自我认同的故事，王安忆在这篇小说中揭示出一幅相当真实的景象，但是由于王安忆让故事的主人公“阿三”在这个故事中承担了过重的叙事功能（第三世界/女性/知识分子），使得故事的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在这个框架中被隐抑。女性常常被用来隐喻第三世界，但是女性和第三世界这两个范畴之间毕竟还存在着不同的区别，当对阿三命运的描写从第三世界转到女性时，叙事的裂隙无形中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