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句教
明代王阳明提出的哲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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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九月，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内涵产生不同理解，王阳明邀请二人于越城天泉桥上进行讨论，史称“天泉证道”。二人对四句宗旨有不同的看法。王门弟子王认为如果人心没有善恶分别，那么人的意念也不应有善恶，据此，良知和物也是无善无恶的。[6]而钱德洪则认为因为人有私欲，所以意念有善恶。格、致、诚、正、修等功夫都是为了使心体恢复到无善无恶的状态。针对王、钱二人的意见分歧，王阳明认为二者针对情况不同，应当相互结合取用，不能偏执一边。[7]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期思想的精华，它的提出标志着宋明理学的新发展。“四句教”在扬弃理学与佛学的基础上，将哲学理论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8]“四句教”自产生就引起王门内部争论，王阳明的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据此分别主张“四有说”和“四无说”，之后又有周汝登和许孚远就此产生的“九谛”和“九解”之争。[9][10]中晚明时期是阳明后学发展的高峰期，诸如江右王学的邹守益、罗洪先，泰州学派管志道等人对“四句教”中包含的禅学思想进行修正。晚明时期，理学内部转型的主流方向是“由王返朱”，泰州学派李贽首先批判“四句教”中包含的虚假道学，此后还有诸如浙东学派的高攀龙、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他们以“四句教”为切入点，批判阳明后学将“良知”流于“玄虚”，对阳明后学之中的某些问题加以辨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