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十三经

十三部儒家经书的合称
儒家十三经”,南宋时并称的十三部儒家经典,为历代文人推崇,是儒学的核心文献,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尔雅》《论语》《孟子》。十三经的内容庞杂,来源及时代不一,主要形成于先秦,既有孔子之前已经长期流传的古代文献,也有战国儒家学者编写的著述。[1][2]
孔子以前,儒家赖以删述的文献处于“旧传之史”的状态。春秋末年孔子将旧传的“诗书礼乐”四类文献编成可供教学的《诗》《书》《礼》《乐》四经。孔子晚年再加《易》和《春秋》,于是形成了儒家早期经典“六经”。西汉时,《乐经》已经不用来传授生徒(或曰“《乐》亡秦火”),立《诗》《书》《礼》《易》《春秋》于学官,称五经。后来文翁为教化蜀地之民,“五经”的基础上再添加《论语》《孝经》,称七经。唐代以科举取士,科举之中有“明经”一科,而“明经”考试的“经典”只包括“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 、“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再加上《诗》《书》《易》,为九经。至开成年间刻石经,增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南宋复增《孟子》,为十三经。直到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明神宗颁布诏令钦定《十三经注疏》,并命京师国子监校勘印行,十三部典籍同时被朝廷尊奉为“经”,“儒家十三经”的概念及地位得以完全确立。[1][2]
“儒家十三经”实际是“经”“传”“子”的汇合,儒家经典扩大化的过程,已经呈现出“由经而传”,再“由传而子”的典范转换,反映出儒家学说的话语资料从重视客观的“经”(或“史”),进而兼重“子”书的历史变迁。“儒家十三经”作为儒家最为重要的十三部经典,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更是中华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石与根底。其内容也十分广泛,涉及哲学、政治、伦理、道德、宗教、经济、艺术、文学、历史等各个方面,而且对不同方面的知识与思想几乎都提出了具有范式意义的观点及思想,对中华文明中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1][3]

定义

“儒家十三经”是儒家最为重要的十三部经典,它们是儒家学说的基础,也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源头。儒家十三经”分别是指《周易》《尚书》《诗经》《周礼》 《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十三部经典。《儒家十三经》原本并非皆属经,实为经与传、记(子)的混合体,是自汉至宋经历代拼凑组合而形成的一部巨帙[zhì]经学丛书。被称为“经”的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常说的“六经”。所谓“经”,古代是指官书或为圣人所作,万世不变之常道,但如今多为书籍的通称。而除“经”之外,还有解释“经”的“传”,如解释《春秋》的“传”有:《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邹氏传》《夹氏传》五种,但现存至今的只有前三种。同时,又有依附于“经”的“记”,如《乐记》《周礼》《尔雅》《孝经》《论语》。而《孟子》一书最早被列入“经”书之中,是源于五代时后蜀国主孟昶石刻十一经时,将《孟子》列入,而去除了《孝经》和《尔雅》。到了南宋朱熹将《孟子》与《大学》《中庸》《论语》一同定为“四书”,从而确定了《孟子》在经学中的地位。南宋时期,十三经正式形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