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36年3月（阴历），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铸刑书”。[1] 历史背景
在中国夏商与西周时期，法律是完全依附于礼的一种存在。然而，随着春秋时期的社会关系变迁，传统法律体制的不合理性逐渐暴露。一方面，不公开、不成文的法律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产生了矛盾；另一方面，法律体制的形式保守且内容陈旧，难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春秋中期以后，一些诸侯国开始尝试打破旧有的传统，公布成文法。[2] 人物争议
晋国的叔向曾致信子产，表达了他对铸刑书的反对意见。叔向认为，公布法律可能会导致人们对道德和礼仪的忽视，转而去寻找法律漏洞。此外，他还担心刑书的公布会使民众能够评判官员审判案件的合理性，从而形成对官员的强大监督力量。叔向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他们倾向于维护“礼”的权威，而非将法律从礼教中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