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

宋代四川新儒学
“蜀学”开始具有学派意义是在北宋中期,指的是苏洵苏轼苏辙创立的,与王安石新学相反对,与洛学、朔学相鼎立的学术派别。[4]宋代蜀学经过一系列发展,其含义在狭义上指北宋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在广义上指两宋时期包括三苏、及其之后的张栻魏了翁等人融合蜀洛、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四川地区的学术。[1]在思想上,其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充分吸收道、佛两家思想之长,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在学术传承上,宋代蜀学一般都师承多源,兼容会归,并且不固守师说,勇于创新。在学术风格上,蜀学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并且与现实紧密联系,注重实践,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特征。[5]
宋朝科举制度的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和印刷业的发展为宋代蜀学的诞生提供了客观条件。此外,蜀地作为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又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也是宋代蜀学诞生的一大因素。[6][7]北宋前期,张咏治蜀改变了蜀人的观念促进蜀学向外发展。北宋中叶,苏氏蜀学的形成标志着宋代蜀学的崛起。两宋之交洛学南移,蜀学中理学的内容逐渐增多,蜀学开始由以苏学为主向理学转型。南宋中期,理学名儒张栻魏了翁崛起,成为蜀学的主要发展力量,蜀学至此完成了由以苏学为主导向以理学为主导的转型。南宋末期,蒙古大举攻蜀,四川战乱不断,学术人才东移,蜀学至此走向衰落。[8]
宋代蜀学在确立理学的学术统治地位,推动理学从程、朱到陆九渊的转变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宋代蜀学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对文学领域中传统的文道论和意境论的发展,以及北宋以崇尚自然美为核心的绘画艺术思想体系文人画的艺术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9][10]南宋理学家朱熹对蜀学多有批评,认为苏氏早拾苏(秦)、张(仪)之余绪,晚醉佛老之糟粕,是学儒之失而流于异端的杂学,是杂有佛老的邪学。[11]

名义考辨

“蜀学”一词最早在东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中的《蜀志》和《先贤士女总赞·张宽》两处有明确记载,据记载汉景帝末年,文翁守蜀,乐于教化,为改变蜀地“蛮夷”之风,文翁派遣士子到京师学习儒学,并在成都建立郡学,由此蜀风大变,“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常[]据此而谓“蜀学比于齐鲁”。这里的“蜀学”指的是蜀郡的儒学传播及由此带来的尚文好学之风。[4]“蜀学”开始具有学派意义是在北宋中期,指的是苏洵苏轼苏辙创立的,与王安石新学相反对,与洛学、朔学相鼎立的学术派别。[4]宋代蜀学经过一系列发展,其含义在狭义上指北宋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在广义上指两宋时期包括三苏、及其之后的张栻魏了翁等人融合蜀洛、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四川地区的学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