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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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是从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开始的。至1965 年5月，全国报刊上发表讨论文章共470多篇。争论围绕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含义及其关系而展开，基本上有3种观点:①合二而一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②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通俗的、科学的、完整的表述，合二而一是形而上学矛盾调和论;③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相结合，才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表述。在当时掌握理论界领导权的康生、陈伯达的指使下，这场学术讨论不久即转变成对“合二而一”的政治批判。
1965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观点。8月31日，康生、陈伯达主持草拟的《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发表，指责杨献珍以“合二而一”反对唯物辩证法，“同党大唱对台戏”；“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指责与杨献珍观点“大同小异”者，都是“为‘合二而一’论辩护”。他们定下了对“合二而一”政治批判的基调。“文化大革命”中，康生、陈伯达等人，进一步把“合二而一”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使主张或基本赞同“合二而一”观点者，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