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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共二十篇,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为后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语录体”。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论语》与《易经》、《老子》,共为中华民族的几部源头性经籍,它们不仅是道德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古代圣哲修身明德、体道悟道、天人合一后的智慧结晶。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称: 《论语》 外文名称: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文学体裁: 语录体、叙事体 编撰人: 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
    所属年代: 春秋战国时期 成书时间: 约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00年
    历史地位: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意义: 中华民族的几部源头性经籍
    齐名书籍: 孟子》、《大学》、《中庸》 世界影响: 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
    文字类型: 文言文 内容: 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目录

    命名来由/《论语》 编辑

    《论语》《论语》
    《论语》[1] 一书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没,仲尼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说的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论语”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是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

    《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编著年代/《论语》 编辑

    《论语》《论语》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

    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因此王引之《经义述闻》刘宝楠《论语正义》都对它怀疑,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为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覆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象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问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论语》孔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里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国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叙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著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的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

    版本真伪/《论语》 编辑

    东汉张禹碑东汉张禹碑
    《论语》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其书为古文字(指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今本《论语》,系东汉郑玄混合各本而成,共二十篇。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相传秦始皇(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0)焚书坑儒,孔子九世孙孔鲋曾把古文《论语》及孔子的经典著作藏于夹壁中,后世扩建时才发现,其壁称“鲁壁”。

    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由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论语注》以《张候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

    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候论》。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主张:论语是用来补充《左传》的,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于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注疏书籍/《论语》 编辑

    《论语》《论语》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的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年)《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

    现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纪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新唐书》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此由《册府元龟》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经典释文序录》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合《论语》、《孟子》《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年)《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年)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年)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

    (4)程树德《论语集释》。

    (5)杨树达(1885—1956年),《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6)杨伯峻《论语译注》。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7) 《论语别裁》 ——南怀瑾讲述,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南怀瑾先生自称:本书定名为“别裁”,是因为其讲解,都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只是个人一得所见,不入学术预流,未足以论下学上达之事也。但南先生渊博的学识,“经史合参”的研究方法,有别于正统学者的讲述方法,使得本书别具特色,对现代人了解《论语》有很大的帮助,建议收藏。

    价值影响/《论语》 编辑

    《论语》《论语》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据统计,在《论语》中,孔子讲“仁”的地方共109次,讲“礼”的地方共75次。孔子的“仁”含意广泛,几乎包括所有做人道理。他说有五种品德算是仁:“恭、宽、信、敏、惠。”又解释:“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核心内容/《论语》 编辑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种道德观念。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释。尽管有许多不同,但“仁”的基本内容还是很明确的,这就是“爱人”。孔子极力鼓励人们“为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来处理?总得有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礼”。当然还有法,但法也是由礼出。“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每个人都在社会中充当不止一个的社会角色,如果不知道自己所任社会角色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行为当如何,当然就无法自立于社会。

    功用

    《论语》《论语》
    第一,礼能创造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社会上每个人都按照礼所示相应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准则行事,整个社会,上下尊卑,各有所序,各有所司,井井有条,安定和谐。若有矛盾,大家依礼为准,达成共识,矛盾也就消除了。这样,社会自然就容易治理了。故云: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又云: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第二,礼能明示行为规范。行为必须有个规范,有个标准,过与不及,都是不可取的。礼就是这种规范,或云标准。人们的行为,从各种典礼一直到举手投足,都要依礼而行。例如,恭敬是一种美德,但过度的恭敬就显得卑下,不够恭敬又显得傲慢。那么,怎样才算恰到好处的恭敬?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以礼为标准。今人常说待人接物要“不卑不亢”,以什么为标准?也是以礼为标准。当然,古今之礼,大有差别。《泰伯》中孔子说: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恭、慎、勇、直,无疑都是美德,但如果失去了礼的规范,这些美德就会成为缺点。因此,孔子云: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第三,礼有文饰作用。一个人本质很好,心地善良,清纯无邪,这当然是不错的。如果他对待人接物、周旋应对等种种礼节一无所知,不知怎样跟人交往、合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正如质地极好的物品未加文饰,还不能称完美。因此,对一个人来说,礼还有文饰的作用。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的回答中就有“文之以礼乐”一条。孔子又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质虽美,但还有待于礼的文饰。现代社会中的公关礼仪,不就是一种“文饰”么? 

    孝与悌

    《论语》《论语》
    孝是敬爱父母,《学而》中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孝、悌是人的天性,爱父母,爱兄长,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推广爱心,爱及社会而成仁德,所以说孝、悌乃为仁之根本。《论语》中悌讲得不太多,不外要顺从兄长,对兄长恭敬有礼。孝讲得比较多。

    做法

    一是能敬。子游问孝,孔子云: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道之要在于敬。赡养父母,若只满足于使父母免于冻饿之患,则与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礼记・祭义》引曾子语云: “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也是强调行孝当以尊敬父母为重。能行大孝者,一定能行中孝、下孝。行中孝、下孝者,则未必能行大孝。给父母长辈创造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尊敬父母,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前者是“能不能”的问题,后者是“为不为”的问题。认为谁给父母钱物最多谁就是最孝,这实在是孝的误区。因此,孝父母长辈,首在于敬。真正能敬者必“能养”。

    二是能谏。君有过不谏,是谓愚忠;父有过不谏,是谓愚孝。愚忠不忠,愚孝不孝。君有过,父母有过,儒家都主张必须谏。父母有过而能谏,方能称孝。孔子说: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谏要注意两点。一是谏时不能声色俱厉,而是“几谏”“几”,微也。二是谏而不听,必须一直谏下去,且终不失其敬,终无其怨。孟武伯问孝,子曰: “父母唯其疾之忧。”孝子当以父母的缺点为忧。能忧而后能谏,谏而父母能改正缺点,父母改正缺点而能免于祸患屈辱。能使父母免于祸患屈辱者,当然是孝子。后来的荀子也认为,大孝之人,不应该盲从父母,孝子当是“争子”“父有争子,不行无礼。 ”争者,能谏也。

    三是能体察父母的爱子之情。子夏问孝,孔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出力为父母服务,有了美食先敬父母,这些都是孝的最基本的内容,并不难做到,只有“色难”“色难”。色养为难也。“色养”就是子女的颜色表情, 要使父母愉悦。父母爱子心切,子女的不顺心之事,会使他们难过。子女要体察父母的这种爱子之心,就尽量不要使父母为自己难过,因此,有忧患,有愠怒,有悲戚,在父母面前,不能行之于色。一个人,如果真正能体察父母的爱子之情,就应该谨于守身,免辱身以贻父母羞,免伤身以贻父母戚,免行为无常以贻父母忧,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色养” 。

    忠与信

     《论语》中提到“忠、信”之处甚多。孔子两次说应该“主忠、信”。孔子的四大教学内容就是“文、行、忠、信”。

    朱熹云“尽己之谓忠”,亦即尽心尽力之意。《论语》中讲的“忠”,不是特指对国君的“忠”。尽心尽力为别人操劳,这就是“忠”,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所省即有“为人谋而不忠乎”一条,反省自己为人谋划是否尽心尽力。某“鄙夫”向孔子请教,孔子也竭尽所知以告,这也是“忠”。当然,《论语》中所讲“忠”也包括对国君的“忠”《八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朱熹云“以实之谓信”。实事求是,诚实不欺,讲信用,言而有信。《学而》 中孔子提倡“谨而信”“言而有信”,曾子每日所省三个方面,就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一项。从个人的立身行事到治国平天下,“信”都是至关重要的。《为政》中孔子云: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儿,小车无兀,其何以行之哉!《宪问》中孔子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列为完人的一大标准。《子路》中孔子云“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此“情”是“诚实”之意,亦是“信”。上下交信,和谐一致,办事自然就容易成功了。

     

    《论语》《论语》
    《论语》中,“智”都作“知”。因此,《论语》中的“知”字,有些是“知识”“知、道”的“知”,有些则是“智慧”之“智”,读音、意思全不一样。 《宪问》中,孔子云,君子之道三,其一即是“知者不惑”。孔子“四十而不惑”,也就是说,他四十岁时就成了智者。不惑”是无所疑惑之意。“智”即是“不惑”《宪问》又将“智”列为完人的标准之一。

    《论语》中的“智”,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明白事理。其二乃“知人”。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跟人相处、交往。不知人,何以在与人交往、相处时采取合适的举动?何以择师择友以益其学问道德修养?何以选人任事以成其功?因而“知人”是很重要的。智者必须知人,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对待别人。

    勇也是仁所包括的一种美德。虽然勇者不一定是仁者,但仁者一定是勇者。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要做一个仁者,必须先做勇者。孔子将“勇者不惧”列为“君子之道三”之一,又将勇列为完人的标准之一。什么是勇呢?《论语》中的勇,大致有两个意思,一是勇力,有力气,如“卞庄子之勇”的“勇”就是。二是敢作敢为,如“见义不为,是无勇也”。主要是指后者。

    要做到勇,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勇必须合于礼,合于义。二是勇必须与敬、智结合起来,不是一味蛮干,作无谓的牺牲

    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意。仲弓问仁,孔子所答,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语,可知恕确实也是包容在仁之中的。我们说话办事,设身处地为有关人考虑,这也是恕。当然,恕必须合于道义,必须与“智”相结合,否则易被邪恶者利用而反受其害。

    论教与学/《论语》 编辑

    论语论语
    《论语》中充分强调“学”的重要性。在《阳货》中,孔子有“六言六蔽”之说。仁、智、信、直、勇、刚是六种美德。一个人崇尚这些美德,努力使自己具有这些美德,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他不好学,就会与初衷相违,不仅得不到这些美德,还会得到愚、荡、贼、绞、乱、狂六种毛病,因而误入歧途。孔子又把知分成三等: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这些话有某些偏见,但强调学的重要性,鼓励人们认真学习,则是不错的。

    那么,怎样才算好学呢?《学而》云: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又云: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好学者必须刻苦学习,不应分散精力,过多考虑改善物质生活。好学又贵在坚持,不断前进,永不停止。

    好学还是不够的,更要善学。怎样善学呢?有好多方面。“学而时习之”,要适时温习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要注意发掘新知新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要相结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习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还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善于向人学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 

    人有可学之处,我以他为师,向他学习,这是善学;人有不是之处,我以他为鉴,这更是善学。向不如自己的人学习,尤其难能可贵。二是与师友相互切磋。“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子贡问为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孔门之中,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子贡子夏颜回在这方面就很欠缺。 

    一是有教无类。这是孔子的话。孔子收学生,不拘类别。孔门弟子就家庭出身而言,有贵族,有平民,有商人,甚至还有“贱人”。就智力而言,颜回、子贡绝顶聪明,高柴则以“愚”称。就品格而言,闵子骞曾参等何等高尚,子张则未免卑下。 

    二是“诲人不倦”。这与“学而不厌”“好学”一样,是孔子生平自负之处。他体现了一个教育者在传播文明方面的献身精神,一直是中国教师学习的典范。

    三是因材施教。《论语》中常有这样的现象: 对于同一个问题,提问的学生不同,孔子的回答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 

    四是启发教学。在《述而》中,孔子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所教义理,当使学生思而得之。学生思而不得,直到此问题憋于胸中而不得解,教师再予启发。学生心有所得,便令自述之。只有在学生知其大意而未能确切表达之时,教师才引导他确切、流畅地表达。“愤”“悱”既是学习进程中的境界,也是学习态度的境界。学生处于如此境界时,教师适当启发,效果最佳。教师举一隅,而学生尚未以三隅回证一隅之理,亦即未能推广之并融通其理,则教师不重告之,使之思而得之。思而不得,至“愤”“悱”,然后再行启发。

    五是教学相长。老师和学生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孔子的认识也往往随之更上一层楼。他对那些善于思考、好跟他切磋的学生,常常鼓励有加,毫不掩饰自己受到他们的启发。《八佾》中的子夏将学《诗》心得告孔子,孔子高兴地说: “起予者商也! 他对在这方面欠缺的颜回,则有微词: “回也非助我者也。”

    论为政/《论语》 编辑

    论语论语
    为政者必须在为政中充分体现出“仁”,即行“仁政”“仁政”也叫“德政”。亦即孔子所云“为政以德”。一个人,或是一个政权“为政以德”,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故王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仁政的宗旨, 是给人民以好处。在政治实践中,仁政又表现在为政的各个方面。 

    首先,崇尚礼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是人们的行动准则。

    其次是减轻人民负担。当时人民的负担,主要有二,一是赋税,二是劳役。在赋税方面,儒家主张“什一税”,亦即十税其一,当时说来是最轻的税。在《颜渊》中,有若就劝说鲁哀公采用什一税。在劳役方面,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也说“勿夺民时”要适时地使用民力,不能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以免耽误农时。在农业社会中,大区域的耽误农时就意味着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 

    其三,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为政者必须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权势压服百姓。

    其四,“举贤才”与合理使用人才。在孔子时代,选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员荐举。荐举人才,是为政者的要务之一。古人认为举贤之贤,贤于用力之贤,亦即伯乐之贤,贤于千里马。

    关于合理使用人才,《论语》中至少讲了三点。

    第一,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当用其长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错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尽其长,尽其才。 

    第二,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求全责备,就无人可用。子路问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过”一条。子路也说,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长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备焉”,结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于博采众长,实行人才组合。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但必须是组织专家办事的专家。

    哲学思想/《论语》 编辑

     (一) 关于鬼神。鬼神信仰是跟人类一起诞生的。殷人极重鬼神,祭祀唯谨。周人重人事,但不废祭祀,孔子也正是如此。他从来也没有断言鬼神是否存在。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既要按礼祭祀,唯谨唯敬,又不能指望他们赐福。那么,既然不指望鬼神赐福,为什么还要祭祀呢?《学而》中曾子云: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不过是一种推行教化的手段。后世的神道设教,正由此发展而来。

    (二) 关于天命。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他感觉到有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就是天命。冉伯牛患恶疾将死,孔子执其手,呼“命矣夫”!颜回亡,孔子连呼“天丧予”!他又说: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亦或闻诸孔子。 

    论语论语
    不孔子知道有“天命”存在,知道天命不可违,他说“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但是,他绝不乞灵于天的恩赐,而是坚持人为的努力。当然,既然天命不可违,人为的努力不能逆天命而动,而是要应顺天命,这样,人为的努力才能成功。要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必须首先把握天命,故孔子提出了“知命”之说。

    (三) 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孔子认为,人跟环境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环境能影响人。孔子云: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本相近,为何“习相远?”那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也能影响环境、改造环境。《子罕》云,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对他说: “陋,如之何?”孔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文化落后,但君子能行教化,改变其地文化落后的状况。 

    (四) 关于中庸。中庸是一种方法论。孔子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历史传承/《论语》 编辑

    《论语》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西汉时,中央政府定《论语》为专门之学,设博士专门研究、传授。《隋书・经籍志》 将《论语》列入《经类》 。宋时《九经》中有《论语》 ,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 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合编为《四书》,并为作集注。明、清官方将朱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朱注《四书》遂为读书人的必读书,影响之大,罕有其匹。古往今来研究《论语》的著作极多。日人林泰辅《论语年谱》,著录历代研究《论语》的著述达三千种之多。影响比较大的有这样几种: 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即《四书集注》本),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人杨伯峻、金良年都各自著《论语译注》行世。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可以很容易地查到包括《论语》在内的《十三经》中的任何一句话的出处。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是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评价/《论语》 编辑

    钱穆说:"《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论语新解》)

    林语堂说:"《论语》这部书,是孔学上的圣经,是一套道德的教训。"(《孔子的智慧》)

    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争议/《论语》 编辑

    论语论语
    孔子于〈阳货〉提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孔子推行大男人主义思想。然而有人指出此句后面尚有“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专指“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女子与小人。另一说认女子与小人为男女仆人。但最近亦有人提出,“小人”即为“儿童”、“小孩”的意思,所以这段话可以解读为“养活一个家庭是很艰难的”。

    另孔子于〈泰伯〉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于人民,可以放任他们,却不能让他们有智慧。”)批评者认该句为孔子推行愚民政策之例证。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句话被公开批判,且直到现在仍被作为这句话的公认解释。然而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句话原文并无标点,而后人的句读有问题,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能力的人,可让他们自由发挥;没有能力的人,则要让他们学习。”)按此说则孔子并非认同愚民政策。此二说迄今未能达成一致。

    《论语》语摘/《论语》 编辑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君子不器。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论语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孔子介绍/《论语》 编辑

    孔子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孔丘,字仲尼,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尼山镇境内),东周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了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和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被后世称为“孔孟”。孔孟两者思想的结合,形成了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之道”。

    《论语》进入经书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二经。”

    宋儒朱熹将《论语》与《中庸》《孟子》《大学》合称“四书”又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并称为“四书五经”。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3-01
    扩展阅读
    1论语大观
    2自得其乐读论语
    3《论语》全文
    4论语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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