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火工程

作为中国最大的煤田火区之一，内蒙古乌达煤田火区因为自燃了50年而世界闻名。从2003年以来，宣布“乌达煤田火区即将被彻底扑灭”的报道，有五六篇之多。

2007年，内蒙古的火区治理工作全面展开。根据规划，将在2011年达到控制标准，2012年达到熄灭标准。运动式的大规模灭火工程铺开，并成为地方政府领导班子“落实科学发展观”考核内容。不过，灭火工程开展中，存在监管问题和管理的相对滞后，而“以采养灭”的灭火体制，滋生出逐利链条。一些“灭火工程”真假莫辨，一些企业借“灭火”掠夺煤炭资源。

2010年9月初，“乌达煤田火灾近期将被彻底扑灭”的消息令乌达煤田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调查发现，煤田依旧烟尘滚滚，2006年至2008年进行的“灭火工程”，非但未能灭火反而加重了火灾治理难度，并酿成了巨大环境和生态灾难，且迄今无人为此担责。不仅如此，一些灭火工程以灭火为名，而行露天采煤之实，进一步破坏了原始地貌和采煤环境，“甚至100年都难以复原”。 

作为中国的煤炭资源大省，内蒙古同时也是我国煤田(煤矿)火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最新调查显示，内蒙古12个盟市中11个有煤火灾害，火区达230处，燃烧面积约6381多万平方米。火灾造成每年5000万吨的煤炭资源白白烧掉。

乌海市海南区煤炭局总工程师王荣国介绍，当时的开采者不愿耗成本灭火，一些小煤窑着火了，没人认真灭火，甚至一封了之。
　　这些着火小煤窑逐渐形成地下燃烧中心。多个燃烧中心的煤火互相贯通，沿煤层露头走向，形成众多燃烧带。煤火相互连结后，在地表和地下占据巨大空间，形成了煤田火区。

海勃湾矿务局(1998年后并入神华集团)公乌素矿的老职工闫良说，他没想到煤矿灭火这工作有一天会成为暴利行当。  

让“灭火者”以挖煤来赚取利润，直接刺激了他们“假灭火真挖煤”的冲动。

目前煤田灭火采用的是“以采养灭”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
　　自治区和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主要用于火区勘察，灭火工程规划设计。具体施工所需大量资金，政府并不投入，而是让灭火者“先灭火，后采煤”，也就是剥挖着火煤后，采掘下层煤炭，以赚取利润。
　　乌海市环保局一名负责人坦承，正是这种灭火体制，客观上造成了灭火者的逐利冲动。一些工程打着灭火旗号，真正目的是露天采煤。
　　但他介绍，在鄂尔多斯，灭火工程中挖出的煤被称作灭火工程煤，当地政府对这种煤销售有种种优惠政策。这也刺激煤老板们扩大自己的“灭火”范围。甚至有的在前期勘察报告上弄虚作假，扩大火区范围。
　　乌海市海南区环保局副局长王剑介绍，对于企业来说，露天挖煤相比井工挖掘成本更低，效益更高。但办下一个合法露天采煤手续，需要40多个支持性文件，拿到安全生产，煤炭生产，采矿许可等6证，“难度非常大”。但要申请灭火工程，只需要做一个火区勘察报告后，自治区煤炭厅批准即可。
　　中国矿业大学通风与防灭火研究所所长王德明介绍，煤田灭火选择合适的灭火方法很重要。他说他们研制了很多不错的新技术，找到许多地方政府推广，但“渠道不畅通”。“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怎么向上面要到钱。”
　　神华乌海能源灭火处工程师赵铁雄认为，煤田(煤矿)灭火本质上是一种公益事业，不应成为追逐暴利的对象。不过现实是，“灭火工程”带来丰厚收益。
　　在乌达煤田灭火的银星公司，年检显示，这家公司2004年营业额是0，而经营“灭火工程”的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3479万元和5774万元。新达公司，按赵巨金等7名公乌素矿老职工举报：王过斌将煤田以3.1亿转包，其公司职工每人年终分红80多万元。 暴利也吸引了各方神通人士。 

从表面看，解决煤田、煤矿的地下煤火现象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和企业对这一长期性难题态度的前后变化，具体折射出了市场和权力的磨合与交战。早先，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和政策压力，地方政府一直对于灭火工程的审批慎之又慎，因为担心“一放就乱”。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对于放开灭火工程可能引发的寻租行为不是没有预判，对于灭火工程由真灭火变为假灭火是有警惕的。
　　但是，将煤田火区治理列入地方政绩考核后，灭火工程就大开其门了。由于地方政府不可能完全用财政支付这一积存已久的浩大工程，所以，只能通过权力与市场嫁接的方式加以解决。即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用于火区勘察和灭火工程规划设计。具体施工所需大量资金交由灭火者“先灭火，后采煤”，在剥挖着火煤后，采掘下层煤炭，以赚取利润。
　　这一貌似合情合理的应对措施，实际上是将灭火这一公共事务出租。而一旦出租，权力对于灭火者的不端之举也就无能为力。地方政府对于假灭火宽容的行为选择，实际上反映出的公益出租后被动的自保理性。
　　地方政府的被动还在于，由于历史原因，对于央企背景的企业，地方政府通常无能为力。由于行政区域调整、企业属性变更等原因，导致目前乌达煤田火区各个灭火点的监管权责极不明晰。有的承包者一会变为私企以自利，一会又挂靠央企以避险。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失位不仅是政府考虑成本的主观问题，也是监管无法有效落地的问题。
　　对承包灭火的企业来说，灭火工程实际上处于政府设置门槛、市场进行打理的情况，哪一个环节都需要成本付出。得出政府批文申请补贴需要成本，得到承包标的需要成本，由于可以事实上拥有采矿资格而又无需经过严密繁琐的采矿资格申请程序，可以想见，这些明的成本和暗的成本会高得惊人。为冲抵这些成本，承包者先行采矿以谋利润而置灭火于不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煤炭产业引入市场机制已经多年。然而，“市场煤”中“灭火工程”变为“养火工程”的事实，再次证明着制度经济学的说法：在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市场不能做到资源优化配置。而取消这些不适当的外部效应，必须搞清楚煤到底是什么商品，它的市场边界在哪里。否则，在权力与市场的混乱姻缘中，就总会生出“假灭火”这样的畸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