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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京之战

    南京之战是清末最后一个重要战役。在此次战役中,江浙联军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却能在短短的几天内克复防守严密的战略重镇南京,取得重大胜利。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对清政府和袁世凯是一个沉重打击,大大减弱了几天前北洋军攻陷汉口、汉阳的意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个很大的鼓舞,开始扭转了革命军株守武昌的不利形势。从此,南京成为一个新的革命中心,为中华民国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奠定了基础。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南京之战 地点: 南京
    时间: 1911年(清宣统三年)11月至12月 结果: 此役,苏浙联军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密切协同,集中兵力,攻占要点,终于以少胜多,力克坚城南京,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交战各方: 江苏、浙江革命军 清军 各方兵力: 舰艇14艘,总兵力约万人 2万人
    伤亡情况: 700余人 相关人物: 陈其美
    相关事件: 武昌起义

    目录

    概述/南京之战 编辑

    武昌起义的成功,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继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省纷纷响应武昌起义之后,11月初,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但江苏省的南京尚为清朝所控制,并驻有重兵,这对东南地区已独立的各省是个很大威胁。革命党人几次策动守军起义均未成功。苏、浙、沪革命党人为了减轻首义之区武汉的压力,巩固东南地区的革命成果,决定联合攻取南京。

    南京据长江天堑,扼鄂、皖、苏、沪交通,是东南重镇[1] ,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南京城内原驻有新军第九领(统制徐绍桢)7000人,另有江防会办、江南提督张勋的江防军、赵会鹏统率的江宁巡防军,王有宏统率的新防军等旧军2万余人。因武昌起义是由新军发起的,所以清政府对第九镇也不放心。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认为新军靠不住,因此不予补充弹药,并派江防营进行监视。

    战争过程/南京之战 编辑

    1911年10月31,张人骏又命第九镇限期从市内移驻距城30多公里的秣陵关,由江防营和巡防营负责城内防守,每人补充子弹500发。第九镇官兵对此愤愤不平,准备起事。第九镇移驻秣陵关后,张勋等派人监视,观察动静,并企图谋刺徐绍桢。徐绍桢下决心联络革命党人,发动起义。11月8日,第九镇誓师起义,分三路进攻南京城,但因子弹太少,守军工事坚固,进攻未能奏效。

    11月9日,革命军弹药用尽,只得退往镇江。

    第九镇进攻南京失败后,徐绍桢赴上海与革命党洽商。上海都督陈其美与江、浙各省起义将领集会,决定组织江浙联军,攻取南京,支援汉口、汉阳保卫战,发展东南各省的革命形势。会议推徐绍桢为总司令,设司令部于镇江,设总兵站于上海。11月15日至20日,各处革命军陆续集中于镇江及其西南地区,总兵力1.4万余人。联军的作战方案是先驱逐南京城外清军,夺取各要塞炮台,再攻取南京城。具体部署是以淞军为右翼,攻乌龙山及幕府山炮台;浙军为中路,由麒麟门进占紫金山,向朝阳门、太平门进攻;江苏军为左翼,经淳化镇向雨花台进攻;镇江军为预备队,随中路前进,攻天堡城;沪军担任警戒;海军配合陆军进攻,掩护、运载陆军登岸;镇江军一部与扬州军进攻浦口,断敌退路。

    联军夺占外围各据点的战斗于1911年11月24日打响。

    当日夜,右路淞军和一营浙江军,乘兵舰直趋位于城北的乌龙山麓,在守台官兵内应下,很快攻占炮台。25日晨,又攻占幕府山炮台,并从幕府山炮台发炮向清军北极阁司令部及狮子山炮台猛烈轰击。同一天,中路浙江军进至马群,击毙清军统领王有宏,攻占孝陵卫,前锋抵达紫金山一线。26日,清军反攻幕府山、孝陵卫,被联军击退。此时,左路江苏军也进展顺利,在占领上方镇、高桥门之后,进逼雨花台。至此,南京城外制高点大多为联军攻取。

    11月27日,联军进行攻城准备。28日,中路浙江军向朝阳门发起攻击,左路江苏军进攻雨花台。清军在天堡城发炮轰击攻城革命军,顽强抵抗。进攻没有取得进展,第一次攻城遂告失败。为了迅速攻下南京城,联军司令部决定集中镇江军、浙军、沪军近万人,合力进攻天堡城。另以江苏军一部进攻雨花台,作为牵制。天堡城位于紫金山半山腰,地势险要,上筑要塞炮台,有炮10余门,机关枪4挺,由江防兵一营和旗兵400人防守。11月30日,联军向天堡城发起攻击,清军据险顽抗。在敌火炮和机关枪封锁下,联军伤亡较大,难以前进。联军随即组织敢死队,以一路从正面进攻,另一路从侧背进攻。第二次攻击开始后,敢死队勇猛冲锋,各军相继跟进。清军不支,遂佯作投降。联军信以为真,放松警惕。清军遂以枪炮还击,联军死伤百余人。革命军愤怒,冒死前进。经一夜激战,将天堡城守敌全部歼灭。联军控制了这一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后,即于次日凌晨用缴获的大炮向朝阳门、富贵山、太平门等处轰击,连连命中目标。此时,雨花台也被江苏军攻占。南京城处在联军火力威胁之下,城内清军军心动摇。张人骏、铁良当夜乘隙逃出,张勋也率部由汉西门逃出,经浦口逃往徐州,城内残存清军开城投降。12月2日,联军进入南京城。南京光复。

    意义/南京之战 编辑

    南京之战是清末最后一个重要战役。在此次战役中,江浙联军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却能在短短的几天内克复防守严密的战略重镇南京,取得重大胜利,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各支部队能够团结一致,在联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一致对敌;二是指挥得当,注意集中兵力各个攻占制高点,特别是主攻方向正确,全力攻克天堡城,迫使清军丧失守城的决心,从而比较顺利地夺取了南京城。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对清政府和袁世凯是一个沉重打击,大大减弱了几天前北洋军攻陷汉口、汉阳的意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个很大的鼓舞,开始扭转了革命军株守武昌的不利形势。从此,南京成为一个新的革命中心,为中华民国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南京之战 编辑

    1937年,淞沪会战时,日军最初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在上海西北的白茆口和西南的杭州湾登陆,占有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为此,日军早就对杭州湾实施侦察,收集地志资料。8月20日,蒋介石得报,金山卫有日本水兵登陆侦察,指令“严防”。10月18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的情报提出,日军有在杭州湾登陆企图,但估计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不会对上海战局有什么影响。 

    11月5日,日军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以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在舰炮掩护下,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因兵力悬殊,无法阻挡。中国统帅部急令已调浦东的第62师主力回兵,会同新到枫泾的第79师合力反击,并令从河南调来、新到青浦的第67军向松江推进。蒋介石希望借此稳住阵地。6日,蒋介石日记云: 

    “如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三日以后当无危险矣。”但是,由于天雨泥泞,加上日机轰炸,中国部队行动迟缓,日军后续部队源源登陆。第67军从河南调来,尚未集中,即遭敌各个击破。8日,松江失陷,这样,退守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侧背受敌,有被围歼危险。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场中国军队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有可能陷入包围,使退却无路全军覆没。有鉴于此,白崇禧再次向蒋介石提议,让中国军队后撤。11月7日,朱绍良、何应钦等也提出,“已到不能不后撤之时”。蒋介石权衡利害,这才认识到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 

    11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保持战斗力以图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以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则当以前者为重。”同日,蒋下令中国军队自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但是,他仍然担心此举会对《九国公约》会议造成不良影响,他痛苦地写道:“借此战略关系而撤退,使敌知我非为力尽而退,则不敢穷追与再攻,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 

    忽视杭州湾北岸防务是重大的战略错误。蒋介石不久后总结说:“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意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得乘虚而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也。”(见《省克记》1937年11月20日记) 

    据日方统计,至11月8日止,日军在上海战场阵伤亡合计40672名。但中国方面损失更大。据何应钦11月5日报告,淞沪战场中国军队死伤187200人,约为日军的四倍半。更加严重的是,溃退后的军队虽然仍有庞大数量,但缺乏武器、弹药、粮食,士气低落,丧失斗志,不经整顿,已经很难再次投入战斗了。 

    日军攻占上海后,军方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军队已经非常疲劳,必须休整;一种意见认为,军队虽然疲劳,但仍应攻占南京。11月7日,日军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华中方面军赞同占领南京的意见,认为“现在敌军的抵抗,各阵地均极微弱”,如不继续进攻,将会错失战机。 

    11月13日,蒋介石决计迁都,长期抗战。但是,南京是战是守,意见不一。高级将领中普遍反对“固守”。有人明确表示,不应在南京作没有“军略价值之牺牲”。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11月17日日记云:“南京应固守乎?放弃乎?殊令人踌躇难决。”不过,蒋介石和唐生智都认为,南京为首都所在,总理陵墓所在,不可不作重大牺牲。蒋并表示,愿自负死守之责。将领们认为统帅不宜守城,时在病中的唐生智遂自动请缨。19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负责守卫南京,时间为三个月至一年。不过,蒋介石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7日,蒋介石巡视南京城防工事,叹惜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这正是蒋内心矛盾的表现。 

    主和之议再盛 

    淞沪之战打响后,主和之议一直未歇。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主和派应竭力制止之。”次日日记云:“除牺牲到底外,再无其他出路。主和之见,乃书生误国之尤者,试思此时尚能议和乎!” 

    及至淞沪战败,国民党内主和之议再盛。司法院院长居正原来坚决反对和议,力主逮捕胡适,此时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11月21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 

    为了守卫南京,中国统帅部的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京沪线方面,以最小限之兵力,利用既设工事,节节抵抗,同时抽调兵力,以一部转入沪抗线,抵御向太湖南岸进军的日军,一部增强南京防御能力。计划称,在后续援军到达时,将以皖南的广德为中心,与敌决战,在钱塘江附近歼灭日军。 

    当时,中国军队已退至吴福线(苏州-福山),但是,这道被誉为中国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程却“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19日,日军进占苏州。俗话云:“兵败如山倒”。吴福线不守,原来以为“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的锡澄线(江阴-无锡)同样没有发挥作用。11月23日,蒋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将领训话,局势也并无改变。11月25日,无锡失守。26日,位于太湖南岸的吴兴失陷。29日,日军侵占宜兴。30日,日军攻陷广德,从东南、西南两个方面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12月1日,江防要塞江阴失守。同日,日方下达“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联合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的皇命,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 

    12月7日,蒋介石飞离南京,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到庐山后,蒋介石即研究、制订全国总动员计划,准备在“全国被敌占领”的最坏情况下仍然坚持奋斗。 

    无奈中弃守突围

    南京的防御工事分“外围阵地”与以城墙为主要依托的“复廓阵地”两种。12月5日,日军进攻“外围阵地”。8日,汤山失守,唐生智下令中国军队进入“复廓阵地”。9日,日军逼近南京城墙,两军在光华门、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门等处激战,光华门几度被突破。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在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遭到唐的坚决拒绝。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令总攻。 

    淞沪战后,中国军队消耗过大,蒋介石百方拼凑,守城兵力仅得12个师,约12万人,而且士气极端低落,其中新补士兵约3万人,未受训练,匆促上阵,官兵间尚不相识。这种情况,本已不能再用守卫战、阵地战一类的作战形式。蒋介石之所以坚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轻易失守,攸关体面;二是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惟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9月1日,蒋介石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预言,苏联终将加入对日战争。28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奉召返国,曾和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及苏联参战的必要条件。11月10日,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归国转告: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电称:“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苏联与中国同受日本侵略威胁,因此支持中国抗战,但是,苏联更担心德国入侵,日苏之间的矛盾又尚未发展到必须干戈相见地步,苏联自然不可能轻易有所动作。 

    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电称,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才可以出兵。此电使蒋介石感到,苏俄“出兵已绝望”,但他仍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尚望贵国苏维埃能于中国以实力援助”。12月11日,蒋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蒋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不难看出,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仍然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这正是蒋介石当时的无奈心理。 

    12月12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光华门等多处城门被突破,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决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但是,由于情况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退至长江边,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挹江门外,被踏死者堆积如山。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旋即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民族已到最危之日

    首都失陷,日军骄横气焰达于极点。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下去? 

    12且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 

    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当时,受日方委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26日,蒋介石已获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 

    2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及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谈话,声称“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决定拒绝德国方面的斡旋,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从8月13日至12月13日,蒋介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指挥抗战四个月,战略、战术呆板,对国际力量共同制裁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时组织战略撤退,造成了中国军队巨大的损失。但淞沪、南京之战显示了中国军队、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在短时期内速胜的美梦。此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广大战场上愈陷愈深,终致不能自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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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7-07-30
    [2]^引用日期:201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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