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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戚继光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汉族,山东蓬莱人(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微山县鲁桥镇)。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又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十余年,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进了蒙汉民族的和平发展,写下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十四卷本《练兵实纪》等著名兵书,还有《止止堂集》及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呈报朝廷的奏疏和修议。同时,戚继光又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他改造、发明了各种火攻武器;他建造的大小战船、战车,使明军水路装备优于敌人;他富有创造性的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台,进可攻退可守,是极具特色的军事工程。

    编辑摘要
    词云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戚继光 别名: 戚元敬、南塘、孟诸
    籍贯: 中国山东 出生地: 山东蓬莱(一说山东济宁)
    民族: 蒙古族 国籍: 明朝
    去世日期: 1588年1月5日 职业: 杰出的军事家,兵器军工专家。 文学家
    代表作品: 《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
    主要成就: 创建戚家军 南平倭寇,北御蒙古 谥号: 武毅
    典故: 戚继光斩子 官职: 登州卫指挥佥事、蓟州总兵
    祖籍: 安徽省定远县永康镇

    目录

    人物生平/戚继光 编辑

    早期经历

    戚继光幼年时风流倜傥,很有个性。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他喜欢读书,通晓儒经、史籍。公元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戚继光继承祖上的职位,

    戚继光戚继光
    任登州卫指挥佥事。

    公元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当时山东沿海一带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戚继光有心杀贼,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
    公元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戚继光受张居正的推荐,进署都指挥佥事一职,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
    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被调往浙江都司佥事,并担任参将一职,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

    南征倭寇

    岑港之战
    公元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等地,戚继光率军前往救援,但因为道路隔绝而没有来得及,朝廷也因此不治戚继光的罪。而后,汪直余党作乱于岑港,戚继光与俞大猷两军会合,前往围攻。但很长时间都没有攻下来,于是朝廷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全部罢免,让其带罪杀敌。驻守在岑港的倭寇抵御不住戚继光与俞大猷的进攻,于是打算逃走。
    公元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倭寇造好了大船,准备驾船夜遁,俞大猷和戚继光趁机发动进攻,击沉倭寇大船,余党向闽南逃窜。从岑港逃走的倭寇又在台州烧杀抢掠,给事中罗嘉宾等人弹劾戚继光故意放走岑港的倭寇,有通倭的嫌疑。正要准备治罪,戚继光却因平定汪直的功劳而复官,让戚继光守卫守台、金、严三郡。
    戚继光到浙江赴任后,发现卫所的将士作战能力一般,而金华、义乌的人比较彪悍,于是戚继光前往招募了三千人,在戚继光的指导训练下,将其练成一支精锐的部队,后称“戚家军”。戚继光根据南方多沼泽的地理特点制定阵法,又给他的部队配备火器、兵械、战舰等装备,戚家军因此名闻天下。
    台州之战
    公元1561年(嘉靖四十年),倭寇大举进攻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军扼守桃渚,于龙山大破倭寇,戚继光一路追杀至雁门岭。倭寇遁走之后,趁虚袭击台州,戚继光一马当先手刃倭寇首领,余党走投无路,全部坠入瓜陵江淹死。而圻头倭寇竟又来侵犯台州,戚继光率军于仙居将其全歼。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官升三等。而后,闽、广一带的倭寇流入江西一带作乱,总督胡宗宪无法平定,于是让戚继光来增援,戚继光率军于上坊巢将其击破,倭寇奔走建宁,戚继光引军回浙江。
    福建之战
    公元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倭寇进犯福建,并联合福宁、连江等地的倭寇,先后攻陷寿宁、政和、宁德等地,从广东南澳方面侵略的倭寇联合福清、长乐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进犯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
    倭寇声势浩大,当地官军不敢进攻,于是胡宗宪传令让戚继光带兵剿贼。戚继光领命后引兵先进攻横屿,横屿四面水路险隘不易通行,戚继光命将士们每人手持一束稻草,填壕而进,大破横屿倭寇,斩首两千二百余级。而后,戚继光乘胜追击,杀至福清,捣毁牛田,端了倭寇巢穴。倭寇余党慌忙逃往兴化,戚继光也不停歇,一路狂追,又捣毁倭寇据点六十余营,斩首无数。
    戚继光平定福建倭患后班师回浙江,行至福清,遇见少量倭寇从东营澳登入,戚继光率兵急攻,斩首两百人。经过几番战斗,闽广一带的倭寇几乎被戚继光杀光。
    兴化之战

    戚继光戚继光
    戚继光回到浙江后,从日本国本土而来的新的倭寇又伺机侵略,他们人数日益壮大以后,袭击兴化,但围攻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攻下来。而此时刘显派了八个人带着书信到兴化传达信息,被倭寇拦杀,倭寇就换上刘显使者的服饰骗开城门,趁机攻陷了兴化城。
    倭寇攻陷兴化后,刘显率兵逼近兴化,但因为兵少,刘显不敢擅自攻城,却因此被弹劾,背负罪名。而福建总兵俞大猷也表示需要有大军合围。
    公元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朝廷以谭纶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前来支援,而都指挥欧阳深却中了倭寇埋伏搏战而死,倭寇遂占据平海卫。四月,戚继光率领浙江兵前来支援。戚继光到后,谭纶立刻筹备对倭寇的总攻,先在各海道上环立栅栏阻断倭寇归路,而后谭纶以刘显为左军,俞大猷为右军,谭纶自领中军,以戚继光为先锋,围攻平海卫,一举告破,斩首两千余级,戚继光等率兵追击,倭寇道路不通,又被斩杀三千多人。于是刘显等复兴兴化。朝廷以戚继光先前横屿大战,录前后战功,以戚继光为都督同知,世廕千户,代替俞大猷为总兵。
    仙游之战
    公元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倭寇余党纠合一万多人围攻仙游,打了三天,戚继光率兵前往解围,倭寇败走,戚继光率军追击,追至王仓坪,斩首百余级,不少人都坠于悬崖摔死。余党数千人逃走占据漳浦蔡丕岭。戚继光分五哨(古代军事编制单位)将士攀岩而上,与倭寇短兵相接,连俘带杀一百多人。剩下的倭寇劫掠渔船逃到海上,而后侵扰福宁,戚继光率领李超等前往将其击败,又乘胜追至永宁,杀死三百多人。
    同年,潮州倭寇聚众二万,与海盗吴平互为犄角之势劫掠潮州,俞大猷率兵杀败倭寇,并将吴平招降,让吴平驻扎在梅岭。但不久之后,吴平纠合被明军击败的流散倭寇一万多人,伙同林道乾、曾一本先后在走马溪、泊浦澳登陆,洗劫南村堡和港口村。戚继光即刻率军前来围剿,吴平得知后放弃之前据守的梅岭,集合大船一百多艘,逃入南澳,并修筑大寨防御。
    公元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俞大猷率领水军,戚继光率领步兵,二人合力围剿吴平,吴平破败,孤身逃往凤凰山。

    北御鞑靼

    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给事中吴时来向穆宗上疏,建议让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训练蓟门一带的士兵。但朝议后决定只任命戚继光即可。于是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当时谭纶刚刚在辽、蓟一带募集了三万步兵,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请求让戚继光对其训练,得到了穆宗的许可。

    蓬莱戚继光故里蓬莱戚继光故里

    公元1568年(隆庆二年),明穆宗让戚继光训练蓟州、昌平、保定等地的士兵,总兵官以下的官员都受戚继光的节制。戚继光到任后,时蓟州有总兵郭琥,而戚继光为总理,无法统一号令,于是朝廷将郭琥调走,以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又以戚继光前破吴平有功,进封为右都督。时北蛮子侵略青山口,戚继光引兵将其击退。

    公元1573年(万历元年),北蛮小王子与董狐狸谋划进犯,向明朝廷索要赏赐遭到拒绝,于是二人在喜峰口烧杀抢掠,戚继光得知后率兵前往平乱,差点活捉董狐狸。同年夏,董狐狸侵略桃林,被戚继光击退。而后董狐狸的侄子董长昂侵犯界岭,又被击败。董狐狸多次侵扰边境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损失惨重,于是献关求赏,朝廷答应其按年给予赏赐。
    公元1574年(万历二年),董长昂又入侵边境但无法从关口攻入,于是逼着他的叔父董长秃寇犯边境。戚继光领兵将其击败并活捉董长秃。董狐狸与董长昂率领宗族三百人来到戚继光关前请罪,董狐狸穿素服大哭请求赦免董长秃。戚继光与部下商议后决定接受其投降,董狐狸于是将劫掠的百姓放回,并发誓不再反叛。自此董狐狸与董长昂再也不敢侵犯蓟门。
    戚继光镇守的蓟门固若金汤,北蛮子无法攻入,于是转而进犯辽东,戚继光率兵增援,协助辽东守将李成梁将其击退。朝廷封戚继光为太子太保,又进封少保。

    名将陨落

    公元1582年(万历十年),朝廷里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给事中张鼎思趁机上言戚继光不应该放在北方,于是戚继光被朝廷调往广东。
    公元1585年(万历十三年),给事中张希皋再次弹劾戚继光,戚继光因此遭到罢免,回乡后病死。

    军事成就/戚继光 编辑

    练兵排阵

    军事上,戚继光撰写了两部重要兵书,即《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部书是他练兵打仗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军队的教本,在军事学上有很高的地位,被收录《四库全书》,占军事著作的十分之一。
    戚继光初到山东备战倭寇时,发现明军格骄兵惰、纪律松弛、兵不习战,跟熟练使用倭刀、重箭的倭寇相比,战斗力实在太弱。于是戚继光到金华、义乌等地招募了3000农民,并亲自训练他们,这便是早期的”戚家军“。
    鸳鸯阵
    因为浙闽沿海多山陵沼泽,道路崎呕,大部队兵力不易展开,而倭寇又善于设伏,好短兵相接。戚继光针对这一特点,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斗队形,这种阵形在与倭寇作战时好像是结伴而行的鸳鸯,于是被命名为”鸳鸯阵“。这种以十二人为一作战基本单位的阵形,长短兵器互助结合,可随地形和战斗需要而不断变化。
    鸳鸯阵阵形以12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执长盾牌遮挡倭寇的重箭、长枪,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与敌近战。再二人为狼筅手执狼筅,狼筅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桠杈,每支狼筅长3米左右,狼筅手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接着是四名手执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二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使用短刀的短兵手,如长枪手未刺中敌人,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最后一名为负责伙食的火兵。“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当变成两小阵时称、“两才阵”,左右盾牌手分别随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护卫其进攻;当变成三小阵时称“三才阵”,此时,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这种变化了的阵法又称“变鸳鸯阵”。此阵运用灵活机动,正好抑制住了倭寇优势的发挥。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经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在与倭寇的作战中,对倭寇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车营
    戚继光镇守蓟门时期,根据北方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的特点,建立了车营来克制骑兵,每四人推一辆战车,战车里放置拒马器和火器。战斗时,将战车结成方阵,马步军以战车为掩护,先用火器进行远距离攻击,敌人的骑兵靠近后步兵使用拒马器列于阵前,用长枪刺杀,敌人败北后,派骑兵对其进行追击。戚继光又在阵后置辎重营,选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门负责防守,戚继光一军节制精明,器械犀利,使得蓟门成为当时边境第一军。[39] 

    修筑长城

    金山岭
    “南倭北虏”,即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的侵扰和北部边境鞑靼骑兵的袭扰,是长期困扰明朝廷、危及大明江山社稷的两大问题。在与俞大猷、谭纶等人消灭南部倭寇之后,戚继光被调往北边防御鞑靼。
    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之为九边重镇,每镇均设有总兵官管辖。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拱卫京师,是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戚继光为蓟镇总兵官。
    蓟镇长城最早修建于明朝初期,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又九,皆置戍守。洪武十四年徐达发燕石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虽然到弘治、嘉靖年间长城也都有所修筑,但过于简单。真正大规模的修筑则从隆庆至万历初由戚继光完成的。
    戚继光在修建长城过程中,依据“因地制宜,用险制塞”的建筑思想,山势低矮处,加高城墙;山势高峻处,修建敌楼,个别地方加修了障墙、支墙、挡马墙,全部为砖石结构或砖石木结构,使这段长城设施完备、构筑牢固、布局严谨、可攻可守。经专家鉴定,金山岭长城是我国万里长城的精华之所在。障墙、文字砖、挡马墙,被誉为金山岭长城的“三绝”。 
    空心敌台
    戚继光在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了空心敌台。空心敌台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下部为基座,用大条石砌成,高与城墙相同,中部为空心部分,有的用砖墙和砖砌筒拱承重,构筑成相互连通的券室,有的用木柱和木楼板承重,外侧包以厚重的砖墙,形成一层或二层较大的室内空间,以供士兵驻守,存放粮秣和兵器。上部为台顶,多数敌台台顶中央筑有楼橹,供守城士兵遮风避雨,也有的台顶铺漫成平台,供燃烟举火以报警,而无楼橹。
    戚继光在《练兵杂纪》中对空心敌台有详细记载,敌台高低大小不等,各个敌台之间互为犄角,相互救应,敌台里都配备有火炮,鞑靼的弓箭无法射到敌台里的士兵,骑兵在火炮的攻击下也不敢靠近长城。每个空心敌台置有百总一名,负责指挥战斗。

    装备发明

    戚氏军刀
    戚氏军刀是戚继光专门针对倭寇使用的倭刀所改良制造的武器。明朝军队所用的刀在与倭寇交战时,经常被倭寇的倭刀砍断。戚继光吸收倭刀的长处,对中国军刀进行改良,带有明显的日本风格,刀刃弧度加大,刀刃宽度的缩小,刀尖带有一个小小的弧度,刀刃中间起一条镐线,刀背也有一条栋线,刀尖保留和刀身基本相同的厚度,刀背有采用削栋,减轻刀刃整体重量但是不减少刀刃的强度。戚继光在《练兵实纪杂集·军器解》著作里有记载此刀的锻造方法。
    中国国家博物馆现收藏有一把登州戚氏军刀,刀上部刻有“万历十年,登州戚氏”八字。
    狼筅
    狼筅是戚继光对付倭寇给戚家军所配备的武器之一,粗有二尺,长有一丈五六尺。明朝的军队在与倭寇交战时,因惧怕倭寇的倭刀而张皇失措,戚继光在长而多节的毛竹顶端装上铁枪头,两旁枝刺用火熨烫的有直有勾,再灌入桐油,敷上毒药。战斗时,倭寇长刀虽锋利,却砍不断软枝,竹节层层深,能挡住长枪刺入。狼筅上的枝端茂盛,可以掩护持有者,冲阵时既能自保,又非常具有杀伤力,可谓攻受兼备,被称为“刺倭利器”。
    火炮
    戚继光给戚家军装备的火炮又称为“虎蹲炮”,因为其射击的样子像猛虎蹲坐的样子,所以得名。明朝军队重视火器的使用,并专门成立了配备火器的部队“神机营”。在与倭寇作战时,戚继光发现鸟铳与佛朗机使用起来缺憾极大,鸟铳虽然精准,但是杀伤力太弱,而佛朗机虽然有杀伤力但非常笨重,不利于扛行。于是戚继光便发明创造了“虎蹲炮”,比鸟铳杀伤力大,比佛朗机轻,便于携带。并大量制造配备。

    历史评价/戚继光 编辑

    赵宪:①闻戚继光之备倭于南方也,沿海筑墙,间设烟台,自淮东至于广西,无不如是,而守备甚固,倭寇以此不敢下陆云。②北虏寇边,蓟镇总兵官戚继光,令中军将倪善领畿县军三万以赴之,盖以主将威信之素著,故军畏其令,而不敢扰民也。

    戚继光戚继光
    明神宗实录》:血战歼倭,勋垂闽浙,壮猷御虏,望著幽燕。
    黄道周:继光将军,生殊不偶。五等三孤,是其所有。推彀备倭,东南是守。因练三军,短长互纽。南北并驱,利于险走。阵名鸳鸯,可暂可久。分守浙东,岛夷时吼。睹戚旌旗,辟易海口。因而诛之,获讯献丑。檄救江西,到即斩首。再往牛田,俘馘不苟。敌陷石州,召光入部。因请练兵,以为利薮。再请车营,以为不朽。部议持之,唯唯否否。江陵遣观,方窥八九,少保加荣,勋名山斗。
    张廷玉:① 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与大奠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②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当张居正、谭纶任国事则成,厥后张鼎思、张希皋等居言路则废。任将之道,亦可知矣。
    赵翼:阮亭所征引博矣,然如郭(郭登)、戚(戚继光)诸公,本有诗名,固亦不足为异。
    郑观应:古之为将者,经文纬武,谋勇双全;能得人,能知人,能爱人,能制人;省天时之机,察地理之要,顺人和之情,详安危之势。凡古今之得失治乱,阵法之变化周密,兵家之虚实奇正,器械之精粗巧拙,无不洞识。如春秋时之孙武、李牧,汉之韩信、马援、班超、诸葛亮,唐之李靖、郭子仪、李光弼,宋之宗泽、岳飞,明之戚继光,俞大猷等诸名将,无不通书史,晓兵法,知地利,精器械,与今之泰西各国讲求将才者无异。
    蔡东藩:偏师制胜仗兵韬,小丑么幺宁许逃。若使名豪能代出,亚东何自起风涛?
    黎东方:郑和、于谦、张居正、戚继光、郑成功,都是千古不朽的豪杰。

    艺术成就/戚继光 编辑

    诗文

    戚继光在戎马倥偬之际,既写成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又留下了《止止堂集》等诗文篇章,在当时那个年代就享有“伟负文武才如公者,

    戚继光戚继光

    一时鲜有其俪”的赞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戚继光的诗“格律颇壮”、“近燕赵之音”。王士祯将其列为古今名将能诗的十一人之一。

    万历十年(1582年)九月,戚继光把历年所写诗文合编成五卷,即《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二卷,合称《止止堂集》。止止堂是蓟州总理署中戚继光的三间书房,也兼办公之用。(堂名“止止”,取《周易》“大畜”卦意。“大畜”之卦,上卦为艮,下卦为乾。艮为山,为止;乾为天,为健。其卦意是“健而止”,谓刚健而不妄行,可止则止。)《止止堂集》以诗为主,也有戚继光“誓戒、祭告、奏凯、悼亡、纪行、赠答”等方面的文章

    书法

    戚继光的书法行笔流畅,个性化的书法艺术表达,整幅作品,果敢潇洒,用笔奔放骏爽,挥洒自如,气韵自然,颇受黄山谷书风的影响。表达出意气风发的气息。作品透露出的是他内心的沉静与刚毅,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的正是他不受拘束的气概。

    戚继光工诗文,善书法,行草笔法娟秀,豪劲端重,不减晋、宋诸贤气格。有不少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

    轶事典故/戚继光 编辑

    戚继光斩子
    戚继光斩子的故事一直在闽、浙一带广为流传。
    据《仙游县志》载,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海门一带抗倭。一次,约三千名倭寇在海门沿海上岸,准备去临海、仙居一带抢劫。戚继光命令戚印领兵在双港与城西交界的花冠岩一带埋伏,自己出兵佯败,把倭寇引到上界岭,等倭寇全部进入包围圈后,再两军夹击,一举全歼。结果戚印年轻气盛,交战心切,没等倭寇全部进入包围圈就下令擂鼓冲锋,结果让一部分倭寇逃脱了。
    戚继光回营升帐,因戚印没按照军令行事,下令推出去斩首。陈大成等将领跪在地上要求从宽处罚,留他一条性命将功赎罪。戚继光不答应,说:"我是一军主帅,如果我的儿子犯了军令可以不杀,以后还怎么带兵?军中的命令还有谁去执行?"于是,就在白水洋上街水井口这个地方,戚继光将戚印斩杀。
    后来当地的百姓怀念戚公子,便在常风岭上为他建造了一座太尉殿,据说这座大殿的残迹至今犹存。
    “戚继光斩子”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该故事被广为流传,民间艺术家们还将此事改编成闽剧、秦腔等戏曲广为传唱。  

    家属成员/戚继光 编辑

    戚继美:戚继光的弟弟,官任贵州总兵官。

    戚继光戚继光

    戚印:戚继光长子(又说名戚英、戚狄平,文艺作品虚构人物),戚继光在莆田作战时被任命为前锋,因触犯军令被戚继光斩首。
    戚祚国:戚继光的长子,继承了祖上的职位为登州卫指挥佥事,后升济南府掌印都司。
    戚安国: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荫“锦衣卫指挥”,早夭;
    戚昌国:字文明,戚继光的第三个儿子,于乙未年中武举,荫“锦衣卫指挥、都督府都督同知,赠骠骑将军,赠蟒玉佩绣春刀,戚昌国育有三子:盘宗、显宗、振宗。

    戚报国:廪生,戚继光的第四个儿子,荫“锦衣卫百户”,赠骠骑将军。
    戚兴国:庠生,荫锦衣卫指挥佥事,赠昭勇将军。

    人物纪念/戚继光 编辑

    戚公祠

    福建福州于山戚公祠,是福州人民为纪念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而立的纪念祠。班师返浙时,省城官司绅在于山平远台设
    戚家军纪念馆戚家军纪念馆
    宴饯别,并勒碑记功。后人即于平远台旁建祠。祠宇后废,现祠是1918年重建的,横立在五老岗上,祠厅周围有平远台、醉石亭、蓬莱阁、补山精舍、吸翠亭等诸多名胜,岗峦起伏,花木扶疏,曲径通幽,颇具园林雅韵。祠厅系硬山顶土木结构建筑,内祀戚公戎装塑像,方颐隆准,威武庄严。两壁挂有"海疆倭患"、"率兵援闽"、"激战三捷"、"平远庆功"等历史画卷,歌颂戚公抗倭功勋。祠内还陈列有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练兵纪实》、《纪效新书》、战争袍铠甲残片以及行军干粮"光饼"、"征东饼",还有解放后出土的记功碑残石等,供人观瞻。除福建外,闽浙一带如临海北固山、温岭新河、福清、莆田等地都设有戚公祠。

    纪念馆

    蓬莱戚继光纪念馆位于振扬门北侧,由以前的水师府辟建而成,占地三千二百二十平方米,建筑面积一千一百平方米。纪念馆座北朝南,东西两侧建有碑亭,分别立「忠」、「孝」字碑,碑阴刻有戚继光和戚景通生平。主体为中轴对称二进式仿古建筑,每进有正厅和东西厢房各一,且有回廊相连。展厅内容以展现戚继光保国卫民、戎马一生为主线。

    影视形象/戚继光 编辑

    2002年电视剧《雷峰塔英雄传》,焦恩俊饰演戚继光。

    2008年电视剧《少林僧兵》,李铭顺饰演戚继光。

    人物轶事/戚继光 编辑

    张居正张居正
    惧内
    戚继光的妻子王氏,将门虎女,野史上说她“威猛,晓畅军机,常分麾佐公成功”,有关戚继光怕老婆的典型事例,最被广为传颂的是这样三件事:
    一是戚继光被部下所激,命亲兵接老婆入军营。帐内众将皆盔明甲亮,手执利刃,一派杀气腾腾,想给其妻一个下马威。不一会儿,其妻抵达营帐,见了这等阵势,却无丝毫恐惧之色,反而目光威严,对着戚继光喝道:“唤我何事?”戚继光闻言,胆战心惊,扑通一声跪下说道:“特请夫人阅兵。”
    二是戚继光架不住部下的怂恿,冲入家里想用利剑吓唬一下老婆,以振夫纲。当时其妻午睡刚醒,立马怒吼:“你拿着宝剑想要干什么?”戚将军吓得浑身哆嗦,宝剑掉地,匆忙应答:“我想给夫人杀只鸡吃。”夫人一听开口说:“以后杀鸡再不要大声嚷嚷。”戚继光连连称是。 
    三是王夫人所产下的几个孩子都夭折了,于是戚继光背着夫人偷偷的纳了陈姓、沈姓、杨姓三个小妾一共生了5个儿子。本来夫人不知道一直相安无事,那晓得有人不慎漏了口风,被王夫人知道了,大白天的顺手拿了把刀,要找戚继光算账。听到这个消息的戚继光在衣服里面穿好铠甲后就去到王夫人的卧室里去找她,一见面就嚎嚎大哭说无孝有三,无子为大,没有儿子的压力太大了。王夫人见状也心软了,把刀扔了后也嚎嚎大哭起来,后来从妾生的儿子里过继了一个作为自己的儿子来养,事情才平息下来。


    戚继光虎蹲炮-戚继光军中最常用的火器

    戚继光

    斩子
    戚继光斩子的故事一直在闽、浙一带广为流传。
    据《仙游县志》载,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海门一带抗倭。一次,约三千名倭寇在海门沿海上岸,准备去临海、仙居一带抢劫。戚继光命令戚印领兵在双港与城西交界的花冠岩一带埋伏,自己出兵佯败,把倭寇引到上界岭,等倭寇全部进入包围圈后,再两军夹击,一举全歼。结果戚印年轻气盛,交战心切,没等倭寇全部进入包围圈就下令擂鼓冲锋,结果让一部分倭寇逃脱了。
    戚继光回营升帐,因戚印没按照军令行事,下令推出去斩首。陈大成等将领跪在地上要求从宽处罚,留他一条性命将功赎罪。戚继光不答应,说:"我是一军主帅,如果我的儿子犯了军令可以不杀,以后还怎么带兵?军中的命令还有谁去执行?"于是,就在白水洋上街水井口这个地方,戚继光将戚印斩杀。
    后来当地的百姓怀念戚公子,便在常风岭上为他建造了一座太尉殿,据说这座大殿的残迹至今犹存。
    “戚继光斩子”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该故事被广为流传,民间艺术家们还将此事改编成闽剧、秦腔等戏曲广为传唱。

    黄仁宇笔下的戚继光/戚继光 编辑

    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阳历1588年1月17日离开了人间,按照阴历计算,为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如果这消息已为皇帝所获悉,则多半是出于东厂中秘密警察的劳绩,因为政府的正式档案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三个月以前,戚继光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一位监察御史上疏建议起用这位已被罢免的将领。这一建议使皇帝深感不悦,建议者被罚俸三月,以示薄惩。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其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 
    但是通观本朝武将的经历,其不幸似乎又不仅止于戚继光一人。甚至可以说,戚继光的谢世纵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然而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献,和戚继光一样,具有再造本朝军事力量的宏图,但却屡被参劾并受到申斥,难酬壮志。另外几位高级将领,卢锋先被拘禁,后遭斥革;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终在塞外为国捐躯。戚继光部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任、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惟一的例外则是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这并不是朝廷对他特别垂青,而是他负有征剿四川“士蛮”的重任,这一战争旷日持久,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取代他的指挥权。刘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刘组被誉为跨灶之儿,继之而成为万历一朝的名将,但也迭经革调,1619年和努尔哈赤作战,在仓碎进兵的情况下力战而死。 
    这些令人同情的遭际,在本朝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探本溯源,还必须从本朝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说起。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难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夫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让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能考虑;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战略需要来作适当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则。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J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总不前,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切积欠过久。军切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死。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事实所证明。本朝的军事蔬败尽人皆知,但其败坏的程度却出人意外。北方的边境每年都为俺答所入侵,被掳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财物不可胜计。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正当悲观和惶惑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50至70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朗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袜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戚继光的任务决不仅止于单纯地击败倭寇。他首先要组织一支新型的军队。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如何有条不紊地实施他的建军方案:宣布招兵的办法,规定月值的数字,拟订分配列兵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的职责,设计队、哨、局的组织,统一武器的规格,颁发旗帜金鼓这一类通讯器材,等等。建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纪效新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甚至还记载了一种制作干粮的方法。然则这部著作的出现,也正好在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军训军令都没有固定的准则,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学校从未成立。如果部队手册、战斗纲要、编制表、后勤补给图解和军法条文等为军中必需的文字材料曾经存在,那么,它们不是没有付诸实施,就是早已不合现状,所以戚继光才会在他的书里不厌其详地作出规定和阐述。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戚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新军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的色彩,所以人们就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成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新军在建立30年之后,仍然还是成继光的个人部队。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辆。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超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纪纲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200万。 
    但是这种假想的逻辑并不适用于现实。本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由200万“军户”提供,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变。设立军户的目的,既在于保证官兵的来源,又在于保障“民户”不致因战争动员而受征兵的骚扰。这制度开创伊始,流弊即随之而来。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出于强迫;即或出于自愿,也常常是基于权宜之计,时过境迁,当初的应带就不能矢守不渝。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为少,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对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和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形相始终的是补给制度。本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粗钢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查阅官方的史籍,书上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直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之间的补给关系已如上述,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治粮,其运输的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港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按明文规定,清运由专业化的军上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全部运军有官兵12万人,分驾运粮船12000艘。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转。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线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粮船上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押品。因为除此而外,别无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期限为10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产量的高峰为年产700股以上。然而这个所谓船厂实际上由82个小型船厂拼合凑拢,各厂之间各自经理。虽有一个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效的技术分工。 
    不消多说,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本朝并不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工巧匠,但是他们都被集中到皇城里,专门为皇帝的禁卫军制造精美的甲胄。一般的野战军只能服用树以小铁片的棉布袄,或者由纸筋搪塞而成的“纸甲”。至于士兵们使用的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个部分制造缴送,质量既有欠精良,规格也谈不上标准化。 
    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使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与这种情况相一致的,是对于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刘挺,外号人称“刘大刀”,根据夸大了的描写,他所用的按铁大刀重120斤,可以在马上“轮转如飞”。和刘级同在辽东战役中牺牲的杜松更为粗蛮卤莽。他在作战时身先士卒,可是一旦战败,就会毁坏自己的兵器甲胄以发泄怒气,而且不断声称必须自杀或者落发为僧,毫无镇定从容的大将风度。因之,此人被努尔哈赤称为“杜疯子‘。 
    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从本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难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进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拥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1449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为瓦刺所俘虏,已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一直到16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入,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 
    踩阳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抄掠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全部来自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还在其中占有多数,而且可以担任高级头目。 
    倭寇入侵的原因,与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朝禁止民间的海运通商,虽然律有明文,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彻底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好多不同国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冒险家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100尺,宽达30尺,船壳厚达7寸,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据记载,在这些冒险家出没的极盛时期,每天有大小船只1200余艘在中国海岸活动,数字似属夸大,但是利之所在,熙来攘往,已不在话下。其贸易的区域从日本各岛至遇逻湾,状如一弯新月。在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达到的近陆岛屿上,他们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口。由于没有一个法庭可以解决买卖双方间合同和债权的种种纠纷,十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了仲裁者,并因而逐渐被认为海上权威,成了海盗的头目。 
    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忍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切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崩溃“的后果。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出现于仓粹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所组织的保卫家乡之情景中。 
    在日本方面,充当海寇的武士,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湾、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的作战目的。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把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头颅送到北京邀功。这种措置只能激起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惟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 
    这些日本海寇虽然在上层缺乏统一的领导,但下层的组织力量则不可忽视。虽然是杀人越货,也表现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性。据目击者记载,不论作战或宿营,倭寇的小头目对下级战士能施以极严格的纪律管制。门对各个小股部队战法一致,也表示了他们并非仓促招募而来的雇佣兵。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官军,而中国的农民造反,却大抵缺乏这种能允 
    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一50艘船只,人数多达几千。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际,可以有两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的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参与他们的行列,其中有的人在以后被押送至日本作为奴隶。他们劫掠的物品不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可能,他们也夺取内河船只和其他商品。有一段记载提到他们曾大批搜集蚕茧并勒令妇女们抽丝。这种情况业已与占领军在当地组织生产没有多少差别。 
    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他们能极其拥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颇为特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乃是班排长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班长排长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5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自,不见其人“,可以在一文八尺的方圆之内杀伤对方。其他常见的武器还有弓箭和标枪。据记载,”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悄,立而发矢。......链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所掷的标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至于火器,似乎并没有为他们所重视。虽然戚继光说过乌铁由日本传来,但在记录上却看不到倭寇曾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偶而使用的火炮,看来也是在中国俘获的战利品。 
    倭寇的基本战术是派遣用人以下的小部队进入村落,这些小部队的进止必在严密的互相照顾之下。协同的信号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这些入侵者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派遣尖兵和斥候,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难民在队伍的前面等等方式,造成中国官军的扰乱和疑惑。中国官军根本无法对付这一套战术,即使是士气最为高昂的部队,他们的对策也不过是仅凭血气之勇猛冲敌阵,既无有效的队形,又缺乏侧翼和后续部队的接应,其经常遭到失败就为势所必然。南直隶和浙江两省,河流湖泊极多,官军溃退时有如狼奔累突,被践踏或被挤落水致死者也为数累累。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也在败退之中被推落水,几乎淹死。 
    除此以外,倭寇在和大部队官军遭遇时,还采取另一种战术,即先取守势以减杀官军的锐气,或者制造恐怖气氛使官军陷入心理上的劣势,然后待机出击。戚继光下面的一段记载可以作为说明:“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待我师,只至日暮,乘我精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土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 
    所以,总结以上的情况,不论官方文件如何强调这一战争是政府的官军围剿海贼,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 
    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兵源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的志愿兵。政府已深切理解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不得不批准他的组织新军的计划,并且加征新税作为招募和训练的费用。对于这种支持,戚继光在对士兵所作的训活中就告诫他们应该知所感激。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很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铁一般的纪律。上文所说的“连坐法”虽然不可能经常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其杀一儆百的恐吓力量已足以使部队在强敌之前不易击溃。他所制定的赏罚原则并不完全决定于战斗的胜负。即使大败,有功者仍然要给予奖赏;相反,即使大胜,作战不力和临阵脱逃者仍然要受到处罚。在他的一本奏折里提到1562年的一次战役:他命令部队夺取一座倭寇占领的石桥,第一次进攻失败,一哨军官36人全部阵亡。第二哨继之而上,又损失了一半的人员。这时剩下的官兵企图后退。在现场督战的戚继光手刃哨长,才使攻势得以继续不衰,最终击破敌阵,大获全胜。而这次胜利,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 
    这种严格的纪律固然是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但是它的残酷性也实在使人不寒而栗。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而且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已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但是,戚继光的这一治军方针终于造成了一支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蓟辽总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话,唯独他从南方带来的3000名军士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样。 
    然则严峻的纪律,仅是治军方针的一面;另一方面则必需鼓舞士气。士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支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戚继光的训练方法得自专家的口授。这些宝贵的经验过去由于不为人所重视而没有见诸文字。到俞大献才作了扼要的阐述,而戚继光则把所有的细节写成了一部操典式的书本。 
    操练技术的主要着眼之点,可以说是用“辩证法”的原理来分解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有相对的两个方面:身体有防盖和没有防盖的两个部分:一种姿式有动有静、正面和侧面的两种因素;有攻击则同时有防御。总而言之,既有明便有阳,有阳亦必有阴。例如操练近身武器,也和拳术或舞蹈的原则相似,任何一个姿式都可以作三段式分解,也就是开始一稍为休总而转变一继续进行又迄于静止,用戚继光的术语来说,就是“起一当一止”。这些姿势又按其不同的形态而有各种离奇的名目,例如骑龙式、仙人指路式、铁牛耕田式、太公钓鱼式等等。运用这些动作,要求“左右来俱有柏拉”,“后发先至”。至于在实战中和敌人决斗,除了熟练地掌握以上各种基本姿势和原则以外,最重要的乃是佯攻,亦即声东台西,出其不意。
    在戚继光以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果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戚继光在训练这支新军的时候,除了要求士兵拥熟技术以外,就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每一个步兵班同时配置长兵器和短兵器。在接战的时候,全长12尺有余的长枪是有效的攻击武器,它的局限性则是必须和敌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如果不能刺中敌人而让他进入枪杆的距离之内,则这一武器立即等于废物。所以,戚继光对一个步兵班作了如下的配置:队长1名、火决1名,战士10名。这10名战士有《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其前面又有4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都以藤条制成。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执“狼究”,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尺左右。长枪手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携带“税把”。“钱扔’为山字形,铁制,长七八尺,顶端的凹下处放置火箭,即系有爆仗的箭,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阵。 
    这种的配置由于左右对称而名为”鸳鸯阵“。右边持方形藤牌的士兵,其主要的任务在于保持既得的位置,稳定本队的阵脚。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前进,并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兵离开有利的防御的位置。引诱如果成功,后面的两个士兵则以狼笑把敌人扫倒于地,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把敌人刺死戳伤。最后两个手持税把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 
    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个12人的步兵班乃是一个有机的集体,预定的战术取得成功,全靠各个士兵分工合作,很少有个人突出的机会。正由于如此,主将戚继光才不惮其烦地再三申明全队人员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并以一体赏罚来作纪律上的保证。这种战术规定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敌情和地形许可的时候,全队可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人拼杀;也可以把两个税把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8个士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分列于藤牌手与狼完手之间。 
    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质现了戚继光的部队仍然没有脱离农民气息。但如果认为他不了解火器的功效,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在实战中运用过火器,和将领讲解火器的利弊,并在麦折中提到了火器的重要性。然刚终戚继光的一生,他仍然以上述的鸳鸯阵法作为主要的战术。这倒不是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牵涉到很多不易解决的复杂因素。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欧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拥习陆战,水战的技术反而低劣。俞大诚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铁胜小铁,多船胜寡船,多镜胜寡统而已。”,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欧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贺恨以殁。 
    然则俞大就本人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而且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地注重实际。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献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这种为个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使俞大欧的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比较现实。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他从1559年开始招募了3000名士兵。两年之后,兵员增加一倍,1562年更扩大为10000人。可是他的部队从来也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在整个国家机构之中,也没有委派过向他的部队作后勤供应的专职人员。他部队中的装备和武器,来源于各府县的分散供应。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保持武器的质量。在戚继光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到各地所造的鸟钦锐管常有炸裂的危险,以致使士兵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镜以作精确的瞄准。有的火炮,铅弹与口径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则导火线无法燃点。有鉴于俞大欧的壮志难伸和火器的实际情况,戚继光所拟订的战术仅仅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他说:“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简为主要战具。”在练兵的后期,他规定12个人的步兵队配备鸟镜2枝,一局(相当于一连)的鸟统手,必定要有一局的步兵“杀手”协同作战。 
    按照俞大献使军队现代化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购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戚继光的看法则不同。我们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性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的流离失所、官吏的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而以我国幅员之大,这种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也极难预测,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得以完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入被动而使质量的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此以外,俞大献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那么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往下推求,俞大献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作战的目的,则在消灭国际贸易,也和世界历史趋势相反。 
    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这种观点,虽然有它的片面性,但投诸实际,在城市中有固定职业的人是极少自愿从军的。士兵为社会所普遍轻视,其军饷也相当微薄,城市中的应募者绝大多数只是把兵营当作解决食宿的救济所,一有机会就想另谋高就。这样的士兵如何能指望其奋勇杀敌以至效死疆场?所以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按诸门外。因为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在这个标准下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而“鸳鸯阵”的战术,也是针对这些土兵的特点而设计的。他曾明确地指出,两个手持狼宪的士兵不需要特别的技术,曹力过人就足以胜任。而这种狼宪除了扫倒敌人以外,还有隐蔽的作用而可以便士兵壮胆。 
    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还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更不大事声张。他的部队保留了古老而朴素的农村作风,有时也和卫所内来自军户的部队并肩作战。他们日常的军铜,大体和在农村中充当短工的收入相等,但另设重赏以鼓励士气,一个敌军的头颅,赏额高达白银30两。 
    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说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事情看来细小,却都在他的多方思量考虑之内,例如士兵在遇到敌人之前以小便为名企图脱队,或是情绪紧张而喉干色变。他还为火器规定了一个保险系数,有多少不能着火,又有多少虽能着火而不能给敌人以损害。他认为一个士兵如果在作战时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10%,可以在格斗中取胜;用上20%,可以以一敌五;要是用上50%,就可以纵横无敌。这种考虑丝毫也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位高级将领决不能姑息部下,也决不能姑息自己:在乎日,他要求士兵作一丝不苟的训练,那怕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措;在临战前,他就要求自己绞尽脑汁,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
    在临阵前的两三天,戚继光就要求侦察连每隔两小时报告一次敌情。他使用的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用泥土塑成地形的模型。他的部队中备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没的时间表,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捻珠作为代用品,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能够作这样精密的考虑,就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戚继光在1563年被任命为福建总兵,这是武官中的最高职衔。虽然如此,现实环境却很少允许他去制订整体的战略方针。可以说,他的部队始终只是一个战术单位。火器既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南方的水田也使骑兵不能往来驰骋,所以无法创造出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复杂战术。就是在步兵战术的范围内,他也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他所常用的战术是使用精锐突破敌人防御线中突出的一角。这些地方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地形有利,极难攻破。但是他的部队总是以出敌意外的方式迅速接近敌阵,迫使对方在慌乱中仓摔应战,而使巴方从不利转为有利。获得这样的战果,端赖于平日严格训练下所养成的坚毅精神和适应各种地形的能力。此外,以伏兵制胜敌人也为戚家军所独擅胜场,因为士兵的装备较便,可以灵活地移动和隐蔽。 
    在作战中,总兵戚继光不惜初期接战的损失。经验告诉他,战斗无非是击破敌方的军事组织。如果以雷霆万钧之力,加于对方组织重点之上,则其配转运活的枢纽既被消灭,其全局必迅速瓦解。而对付倭寇这样的敌人,只要日本人就击败,中国方面的胁从者大多就会放下武器投降。 
    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种威名又促使士兵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 
    戚继光作战的方针,一向主张占有数量的优势,速战速决。唯一的例外,则为仙游之役。当时仙游被围已一月,戚家军驰赴救援,血战于城外,双方坚持又逾二旬。至1564年1月倭寇大败而逃,戚继光穷追不舍,肃清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各岛的来犯者,至此才承认在中国的冒险没有便宜可占,因而逐渐放弃了继续骚扰的念头。剩下的海盗绝大多数已属中国人,他们在浙江福建一带也难于存身,之后就流窜到广东境内。用不着多说,本朝的抗倭战争业已大功告成,剩下的残余海盗当然有待于继续荡乎,不过这已经属于中国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国际间的战争了。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戚继光的功成名遂,在16世纪中叶的本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他之能够一帆风顺,固然是由于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一位有力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位有力者就是谭纶。此人在文官集团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进士出身,长期在东南滨海地区任职,累迁至福建巡抚。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用兵之道竟然成了这位高级文官的专长。他常常以视察为名,随同部队亲临前线,有时会乘别人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出现于队伍的最前列。据说他有一次还实际参加战斗,弄得两肘沾满了鲜血。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个军事领导人的军功标准是部下斩获敌人首级的数字,而谭纶一生中所获得的总数则达21500。戚继光提出的募兵训练计划,得到谭纶的热烈赞赏和实际支持,源源供给戚继光的部队以足够的军需装备。戚继光之得任福建总兵,也主要出于他的推荐。1567年,谭纶升任蓟辽保定总督,负有防御京微的重任。不久他就提议把戚继光调到他的辖区中担任最高将领,当然也不会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 
    戚继光于1568年年初履新,在前州任职达15年之久。之后谭纶虽然因为内调兵部尚书而离开蓟辽并又死在尚书任内,但这已是在他和戚继光合作,把蓟州的武备大加整顿以后的事了。 
    本朝的军人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他们的部属在各自的防区内同时接受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指挥,而且不让他们经季供应给养。于是这些武将们唯一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虽说得到谭纶的一力支持,因袭的各种成例也不断给戚继光增加棘手的问题。即以他的官职来说,在调任之初准备接他为“总理蓟州军务”。以一介武夫而总揽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当然会大干物议。 
    北方的边镇和南方的军区情况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天时亢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犯边掠夺。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在集中来犯的时候,一次可以动员10万名骑兵,当时俺答曾经把各部落联成一个大同盟,东西连亘2000里,使官军束手无策。 
    蓟州为华北九镇之一,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按照规定的编制应有士兵8万人,战马22000匹。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现存的数字。在役的士兵,有的属于本镇所属卫所的“主兵”,也有从其他地方调来的“客兵”。后者的调防虽然带有永久性,但供应的义务却仍属原来的地区。还有一部分从内地卫所调来的士兵,他们的服役期只限于蒙古人犯边可能性最大的几个月。实际上他们也很少亲身服役,只要缴纳一定的银两可以雇人替代,而所缴的银数又和雇代实际所需的们银不同。总而言之,全镇的人员和粗钢从不同的来源和以不同的方法获得,有的还只在账本上存在。这样,不仅他们的数量难以弄清,他们的质量也是一个疑问号。 
    这种松散的组织和军需上的缺乏统一,看来不全是出于无意识的安排。一个办事效率极高的将领常常会以自己的意见作为各种问题的总答案,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跋扈专擅;而这样一个将领手握重兵在京骰据守,也常常造成一个朝代的终结。所以戚继光改进武备的一切努力,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碍,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文官集团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又有历史传统的成树作为背景。 
    但是很幸运,谭纶和戚继光的意图受到一位中枢重臣的赏识。此人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士,之后还要经过一番周折,才成了本朝第一位政治家。然而他在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蓟州是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一个军区。戚继光莅任不久,就发觉他自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都已经由总督和大学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连他们都无法安排,当然也不必多费唇舌。 
    以大学土的身分,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议。这些建议送到内阁票拟,他就得以名正言顺地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复。进入文渊阁以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国事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第二个皇帝则是小孩子和他的学生。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的权威。但是他还是需要小心从事。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这一边,不论别人是否识破真相,只要举不出违背成宪的理由,则公开的攻汗和私下的流言都可以不在话下。 
    蓟州军镇的军全改革,按照这样的程序顺利地进行。最初,戚继光建议把北方各镇w万名士兵交给他训练3年工n,由于计划过大,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因而未能实现。但是中枢政府批准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即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初员额为脱叫人,以后扩充为2万人F823张居正对戚继光极度信任,企图赋予他以这一军区统筹全局的权力,所以才拟议设立“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以和其他各军区的“总共湖区别。无奈这一官衔在本朝史无前例,各种议论就纷至沓来,乃不得已而作罢。这一计划不能实现,张居正找出了另一种办法,即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遇事掣肘。这时谭纶又建议该区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训练,并且主张戚继光在3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批评。后者显然又为文官们制造了违反成宪的口实,引起猛烈反对。皇帝的朱笔批示接受了兵部和都察院的建议,要求监察官明白练兵的重要,责成他们”和衷共济“,并把他们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对谭纶和戚继光则希望他们”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事实上,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后来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 
    蓟州军开始训练,就接受了优厚的财政接济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这种和其他军镇的不平等待遇,惹来了大量的反感。接着又有一连串的矛盾跟着产生,诸如北兵和南兵的磨擦、军职的继承者和其他出身者的争执、因循守旧和锐意革新的冲突。张居正了然于这些情况,在他写给谭、戚两个人的私人信件里,再三叮咛他们务必谦恭退让,不要居功自傲。他警告戚继光说,”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他们”多方罗致,务在挫辱之“,所以”务从谦抑,毋自启海“。有一次蒙古部队打算犯边,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俺答却放弃了原来的企图,下令掉头北撤。这一出人意外的事件,在张居正看来完全是由于谭、戚二人部署有方,才使俺答踌躇不前;然而邻近的两镇却把功劳据为已有。张居正虽然认为这种冒功邀赏可笑而且可耻,但是他却通知谭纶,他已经以皇帝的名义承认了这两镇的自我吹嘘,他也不让兵部查清事情的真相,以免纠缠争辩。他要求谭纶在奏折中不仅不要争功,反而要把功劳归于其他二镇,使他们”届青使死“。 
    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三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阴有阳,无助于矛盾的根本解决。那怕是试成二人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谦抑,各镇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决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内阁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来则在一明一暗之间有亲有疏,按担更多。以后反对张居正的人认为蓟州练兵是他培植私人的政治资本,也就毫不足怪了。 
    1577年谭纶病死,从此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年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他还生怕这短期的离职引起成继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梁梦龙。信上说;”孤之此行,甚非获巴。......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阔突。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该不相负。“梁梦龙字鸣泉,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他在万历一朝的事业,也赖张居正的提拔为多。张居正这样倾肠相告,自然使戚继光更加感恩戴德。是以首席大学土的江陵之行,戚继光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镜手作为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6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同时也表示了首辅和蓟州戚帅关系之密切。兹事前后,蓟州总兵官的传骑携带各种文件和信件不断来往于首辅私巩这更使他们的反对者在日后清算张居正的时候,有所借口,甚至指斥他们图谋不轨了。 
    戚继光在前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要对这种战术作出评论,必须顾及他所受到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现代化的武器传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质又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10万铁骑突然来袭。 
    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技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的大车的车箱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8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15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箱,所以又称”偏箱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3尺至7尺不等,口径则小于2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2000尺。通常这种火炮以及辅助火炮的乌铁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铝弹的出口。 
    士兵20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10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怫朗机。另外10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钱把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25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析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究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人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没成族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验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0尺时,佛朗机、乌铁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1000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他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就蒙古人利用骑兵结队冲锋,以迅猛的力量和气势压倒对手,戚继光未曾仿效。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本前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戚继光出任前州总兵不到3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其时只有东部土变各部落不受约束,仍然和辽东的李成梁部队不时交锋,偶然也有小股部队和前州军发生接触,但已与大局无关。 
    俺答虽称”封贡“,其和局能否持久,廷臣谁也没有把握。因之及时仍有主战派。如谭纶即主张积蓄力量,作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以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攻击力量。这样大规模的总体行动,却需要举朝文武真正的协同一致,而且要承担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之张居正就无意于采纳谭纶的建议。他给戚继光的信上说:“我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 
    张居正并不是没有雄心壮志,但是他看得到自己的弱点。即如戚继光在蓟州最大的困难就是北兵与南兵的掺杂。他对南兵可以绳以纪律,并能指挥如意,而对北兵则无法作这样严格的要求。他曾经打算以经过他训练的官兵作教导队,去训练其他部队,此事未能如愿。他又要求再调两万名浙兵,也未被批准,而此时仍有南北兵间极不相容的情况,可见他的处境不佳。 
    边境的战争既然暂时平息,练兵活动也不再像在南方的时候那么紧张,戚继光于是提议派遣北兵修筑长城。北京一带的”边墙“原为明初大将徐达等所筑。戚继光建议增造”空心堡垒“,以增加防御功能。他最初计划以250人组成一个工兵营,每营在一年内建造堡垒70座。蓟州全境内建造的堡垒总数原定为3000座,后来批准施工的为1200座,同时修造的时间也未如原议,竟绵延十载才全部竣工。这种筑成的堡垒,其标准规格为3层,台预见方12尺,可驻守班一50名士兵。建筑材料砖石灰泥等等大部由从事修筑的北兵自制,政府只发给少数款项作为接济。筑成以后,经常驻守的任务由南兵担任,北兵由于购项不足,只能以各种方式营生自给。全部提案遭到北方军官强烈反对,只是由于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才开工修筑如议。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一生的经营大部付之流水,惟有在这边墙上林立的堡垒才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贡献。 
    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备在这样长的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他在留下的诗文中曾再三表示过这种愿望。 
    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前后达15年,等于他前任10人任期的总和。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喜爱操练、阅兵、举行各种典礼和向部下训活。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在全军将士面前显示他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在对部下将领讲解各种近战武器的利弊时,他有一次当场命令一个下级军官用军刀对他作攻击,而他则持长枪防御。他经常巡视各部,一次驰马到长城以外20里,周围没有一个侍卫。他还亲自攀着是绍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所。身为高级将领还具备这样的体力与作风足使他引以自豪。 
    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他的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第二部军事著作题为《练兵实纪》刊印于1571年。9年之后又刊印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 
    中国的古典诗歌,如果用冲淡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深切或激动的情绪,就谓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不受拘束的气概,则谓之豪放。戚继光的诗歌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带给读者的感觉只是拘束和平庸。好在也没有人用上述的标准来权量诗人戚继光。一般看来,出身于武举的将领,大半生都在戎马位饱之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就是出类拔萃。即在当代高级将领之中,除了”少好读书“的俞大献之外,戚继光的文章造诣已无与伦比。在平常的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的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以此,文官们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不是樊哈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阶越来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当时的文苑班头王世贞和戚继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两篇赠送给戚帅的寿序,并且还为《纪效新书》和《止止堂集》作序。 
    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即以官位而论,身居总兵,也已登峰造极。因为本朝的成例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即使再有升迁,也不过是增加官俸和官衔。如果说还有遗憾,乃是他没有被封为伯爵。而这一高位,除了照例授予皇帝的岳父以外,只有建立了匡危扶倾的不世殊勋才能获得。 
    但是,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7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最高潮,戚继光的精神更加消沉郁闷,于是呈请退休。可是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保持令名,据官方文件的记载,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同时作为前首辅的党羽而被参劾。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 
    戚继光罢官家居以后,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仍然和他保持来往,文豪王世贞也是其中之一。戚继光去世之前一年,王世贞还写了一篇祝贺戚帅的寿序,赞扬他的生平功业。只是不久之后王世贞所写的《张公居正传》涉及了他的好友戚继光时,则。另有一番情调。 
    这篇《张公居正传》是在史籍中很值得注意的文章。它出于传主的同年而兼为散文家的手笔,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包括了很多传闻逸事,细微末节。当然,文中也有对张居正的称誉,例如提到他知人善任,就举出了戚继光、李成梁之能够成为名将,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位首辅的支持才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略。可是传中重点则指张公虚伪矫饰而天性刻薄。而且作者也不隐瞒他和张居正个人之间的嫌隙。文章中叙述到自己的地方不用第一人称而直书”王世贞“。 
    传记又说,张居正的去世,原因是好色过度。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首辅,戚继光则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这样一来,在蓟州重整军备这一番作为,似乎又和饮食男女的本能发生了关系。这一段无法考证的逸事,记录在这样一篇文辞华美的传记之内,成了一大公案,使以后写作戚继光传记的人都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就只好装作没有看见。 
    戚继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以前统率10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为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英雄本路,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无不扼腕叹息。戚继光本人的功业固然值得表彰,同时又加上这些感情的色彩,所以,不论是正式的传记还是非正式的纪事、评论,总是对他备加称颂,有时竟把他描写成一个完人。 
    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有超越当时的看法。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难于解释的事情。譬如说,这位高级将领生前娶妾3人,生子5人,可是直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他却能全部隐瞒了他们的存在,他泼悍的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他在部下面前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可以洒下同情的眼泪。他废止了让士兵采伐柴薪以供他家用的成例,有一年除夕,总兵府中竟因为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可是北京著名餐馆的名菜,如妙手胡同华家的煮猪头,却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致。又譬如他在蓟州练兵时采用过献血为盟的仪式,与将士共饮血酒并对天起誓:“或怀二心,不爱军力,不抚念军贫,或屡禁而肆科索,或虚冒而充资缘,......即如俞景龙立死,以膺显报。”如果“恣意科敛以供馈送”,就会遭到“天灾人祸,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甚至“男盗女娼,十代不止”。然而从一些迹象看来,戚继光并没有完全遵守他自己的誓言。他以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一事固然无法证实,但是他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却见于张居正的书读。而张居正只象征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余的“壁诸来使”,也可以隐约看出礼物的贵重。《明史》本传把他和俞大献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也是用委婉的措辞证明了一个英勇的军人不一定同时就是廉洁的将领。1584年戚继光被参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条就是他在蓟州的账薄业已不知去向。更直接地说,就是没有帐单可资交代。 
    除了献血为盟为外,戚继光还在他的麾下创造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亲自设计制作各营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鸟首人身的图象,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训话的时候,又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难道本朝最为出色的军人竟沉沦于迷信之中?这连四库总目提要油编者都感到别扭,不知应当如何评论他著作中的这些内容。 
    但是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遮盖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戚继光所生活的时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力、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具体来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充满了矛盾,在火器已经在欧洲普遍使用的时候,他动员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里面,枪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他一方面是这样精细,仔细计算口出日没的时间;一方面又这样野蛮,把违反军纪的士兵割去耳朵。这些极端矛盾的事实,在其他国家内,可能彼此相隔几个世纪,而我们的帝国则在一个军区内同时出现。 
    戚继光是否是一个超自然的崇拜者?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和很多同时代的人物一样,确实有这样的倾向。但是在有些时候,超自然的信仰却只是一种治军的手段。在一次向皇帝陈述意见的奏折里,总兵戚继光坦率地指出,北方的军官,“自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将领如此,士兵的文化水准更可以想见。要是主将不用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作为规劝,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辅助军事教育? 
    面对另外的对象,戚继光可以立即改变语气。比如说,他在军区中建造的私宅命名为“止止堂”,运用《庄子》中“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典故,表示他谦抑自持,愿意在虚静之间得到吉祥。他的文集,起初称为《愚愚稿》,也就是向所有的文人表明他本人愚鲁而作品笨拙,不敢和别人媲美。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他和谭纶和张居正的关系如此密切,虽说他精通政治但是最后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现实。张居正死后,廷臣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富门之外的一头猛兽,只听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节制。这也正是控诉张居正意图谋逆的理由: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法官追问张的儿子插修,为什么他父亲在日,要在夜间派人与成帅书面联络?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他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数几个没有遗弃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为他写作墓志铭的汪道昆。当他写到“口码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汪道昆自然不会知道,当地润笔作书的时候,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威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放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人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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