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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显惠

    甘肃东乡人,1946年出生。1965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1975年在甘肃省农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1981年调往河北省大清河盐场工作。1988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 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等书。短篇小说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上海文学》奖。 《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是其著名作品,真实地还原了当年的历史场景,动人心魄又引人深思。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杨显惠 籍贯: 甘肃东乡
    民族: 国籍: 中国
    职业: 文学 作家 毕业院校: 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
    政党: 共产党 代表作品: 《逃亡》、《饱餐一顿》、《贼骨头》《夹农》《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中文名: 杨显惠 出生日期: 1946年
    性别: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甘肃东乡 代表作品: 《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等

    目录

    经历/杨显惠 编辑

    杨显惠甘肃东乡人。中共党员。1975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1965年参加工作,历任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小宛农场农工、服务社营业员,酒泉农垦中学教师,轻工部大清河盐场宣传科干事,河北省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轻工部塘沽《盐场报》编辑,天津市作家协会作家。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杨显惠是甘肃人,文革前曾在河西走廊农建十一师当农工,也就是早期的知青,他还当过售货员,会计,民办教员,盐场秘书。在农垦师,他与一位天津籍的姑娘相爱,结婚,文革后落到天津,并成为天津市的专业作家。

    八十年代是他的创作喷涌期,他的《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全国短篇小说奖,但这并非他最好的作品。应该说,《野马滩》《爷爷,孙子,海》《黑戈壁》《贵妇人》《洗个不停》等等更能显示他的艺术功力。

    他的作品有一种近乎天生的酷厉而苍凉的美。九十年代以来,他沉寂了很久,近年《夹边沟纪事》系列发表,杨显惠重现江湖。

    作品1/杨显惠 编辑

    简介

    比如《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女人,本是善良柔弱的城市女性,除了对丈夫的一腔忠贞,她完全不明白这场横祸是怎么来的,更想不到丈夫竟像蝼蚁一样说饿死即饿死了,死后抛尸荒野无人收。她带来的食物分给诸难友的争抢场面令人震悚。她越是表现出都市人的羞怯和娇弱,越是显现出非政治化的弱者情愫,上海越是在地域文化上与荒凉的夹边沟形成强烈反差,她几千里寻夫、哭夫、直至坚持背回丈夫遗骨的行为就越是让人肃然起敬,作品悲剧性的控诉力量也就越强。小说的结尾很妙,多年后,小说的叙述人出差到了上海,欲寻觅这位上海女人终又放弃了寻找,上海女人遂从作品中彻底逝去,给读者一个怅惘的遐想空间,可谓余味无穷。事实上,《逃亡》、《饱餐一顿》、《贼骨头》《夹农》《李祥年的爱情故事》等等,哪一篇不是催人的泪下之作?

    评价

    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对生命的珍重,对人的权利和尊严受到深重伤害的深层次表现——主要不是从政治的层面,而是从文化的和人性的层面。作者笔下的人是复杂的,兼具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的丰富的人。

    梗概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的一关押右派犯人的劳改教农场。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级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并开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作者杨显惠历时5年,采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终于使尘封四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目录

    上海女人

    走进夹边沟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驿站长

    贼骨头

    憎恨月亮

    饱食一顿

    逃亡

    坚持到底

    探望王景超

    自由的嘉峪关

    一号病房

    许霞山放羊

    夹农

    在列车上

    这就好了

    医生的回忆

    邹永泉

    告别夹边沟

    后记

    作品2/杨显惠 编辑

    梗概

    定西孤儿院定西孤儿院

    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夹边沟”是一批 “右派分子”的流放地,“定西专区”是1960年

    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右派”的遭遇和1960年“大饥荒 ”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

    评价

    这些年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被窄化、僵化、庸俗化,以至于它 “写真实”的能力被许多人所质疑。杨显惠的作品再次向人们显示了,当代作家继续使用写实手法可能达到的表现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尚未被文学有力地表现、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环境中,这种手法的不可替代性。

    目录

    父亲

    独庄子

    炕洞里的娃娃

    黑石头

    姐姐

    华家岭

    走进孤儿院

    顶针

    俞金有

    黑眼睛

    打倒“恶霸”

    院长与家长

    蔓蔓

    尕丫头回家

    在胡麻地浇水

    算账

    陈孝贤

    老大难

    为父报仇

    寻找弟弟

    梦魇

    守望殷家沟

    后记

    作品3/杨显惠 编辑

    梗概

    告别夹边沟告别夹边沟

    《告别夹边沟》虽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础,但它们毕竟是艺术品,是小说——纪实性小说。作为一

    种艺术创作,由于事件本身长期的隐蔽性和一朝揭开真相带来的震惊,由于素材来源的特殊性和特定性,这部以夹边沟事件为原型的作品很难不采取纪实小说的方式,它甚至也无法摆脱采访体和转述体等等新闻手法的运用。应该承认,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有一半来自基本事实的惊人,但是,倘若没有作家主体的创造性重构,也绝不可能拥有现在这样强烈的震撼力。

    目录

    序:阴霾里的一道闪电

    上海女人

    走进夹边沟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驿站长

    贼骨头

    憎恨月亮

    饱食一顿

    逃亡

    坚持到底

    探望王景超

    自由的嘉峪关

    一号病房

    许霞山放羊

    夹农

    在列车上

    这就好了

    医生的回忆

    邹永泉

    告别夹边沟

    后记

    专访/杨显惠 编辑

    作家杨显惠采访到甘肃定西的一个老人,这位1960年春天参加过抢救人命的干部告诉他一个惨绝人寰的“人相食”的故事。还有一个当年的孤儿也告诉过杨显惠人吃人的故事。

    这样的细节,后来都被杨显惠写进了有关大饥荒时期的纪实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

    从2004年初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相继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一个读者给编辑打电话反复问:“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于是这位编辑给杨显惠打电话,说自己看到这些文字,也脊背发冷,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真的吗?”

    杨显惠回答:“‘吃人’的事绝对真实,这种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虚构的。”

    他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

    杨显惠杨显惠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知青的杨显惠就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甘肃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

    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他一下子就记住了“定西孤儿”——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了一个问题:灾难的3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孤儿超过5000人。这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冒了出来。

    2003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花了7个多月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50多位孤儿。

    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给杨显惠讲,他那时候(1959年)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头发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于是,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

    一个孤儿还记得,1959 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他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共产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孤儿郑成义记得,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

    另一个孤儿记得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和姐姐一起要饭的孩子,在腊月二十几的夜里,快要冻死的路上,碰上一个羊圈,放羊人咋说就是不让他们呆:“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姐姐哀求着:“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说:“是你不可怜你兄弟!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年纪还小的弟弟问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姐姐光是哭,终于对弟弟说:“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就睡……”

    杨显惠杨显惠

    放羊人这才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

    叶叶?”

    在《走进孤儿院》里,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冻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书记带着人突然走了过来。饿软了的人体质虚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来,书记已经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无法无天了!”说着话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脚,“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党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们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

    杨显惠采访的一位老人,当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因为老婆憋不住尿,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你就在这里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凑巧,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把她一顿毒打,理由是她“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阳穴上,当时就死了。过去了40多年,老人给杨显惠讲起来还是老泪纵横:“我女人,一声没出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了。”

    杨显惠少年时代学过绘画,他一直记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画了相当于一个小城镇人口的素描,才创作了《给沙皇写信》一画中的哥萨克群像,所以那幅画惊心动魄——因此,杨显惠访问了100多个右派,写了一部《夹边沟记事》;访问了150名孤儿,写了一部《定西孤儿院记事》。他为自己作品的真实做了这样的解释:“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

    锥心的黑眼睛

    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写作一个月之后,杨显惠不得不停下来,他的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

    杨显惠说,自己是个笨人,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打,女儿打累了,妻子再帮着打。经常的,女儿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

    女儿说,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岁的孤儿秀秀到死也没合上的黑眼睛。

    当时各地送来的孤儿把孤儿院挤得满满的,拉痢疾的,换肚子的……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两三个月。进了孤儿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来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他们的步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颠一颠的,就要跌倒的样子。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上,垂在膝盖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晒太阳的时候,东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

    虽然在孤儿院能吃上面粉了,可是孤儿们是吃过野菜野草的,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是饿得心慌。娃娃们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则去偷粮店的苞谷面和红薯干。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反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人软得站不起来。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叫“换肚子”。

    3岁的小姑娘秀秀当时就在换肚子,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看见几个恢复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上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秀秀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脸。她告诉保育员上官芳,这是二妈砍的。为了抢妈妈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妈提着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给,二妈砍了一刀。

    福利院开办以后还是经常死人。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6顿饭,吃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

    秀秀又拉血又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声也不吭,总是睁着一双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着痛苦。

    最后一个夜晚,3岁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员上官芳的一个手指头,说:我大我娘(都已经饿死)从床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你给我娘给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没了,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格表。人肉被摆到市面上公开按斤出售,一开始是80文,后来是120文。清人记载:“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新旧五代史上也曾记载:“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往往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兽性大发。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 1960年的饥饿,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模糊的幻影——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

    1998年,曾经亲身经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

    在饥荒分析领域,他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传统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惟一的解释。阿马蒂亚·森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国、爱尔兰、中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

    1958到1960年,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和河东的定西地区是重灾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1990年版)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3年大跃进过去,仅剩18万人口——7万人死亡,3万人外流。80年代修志时,编撰者把这次惨烈的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样不那么刺激的语言。《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

    这样的编撰者更激起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饥饿的绝境”,在这绝境中,他又写到两位特殊的母亲。

    1959年,孤儿殷占岭的娘把他14岁的二姐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说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二姐下去了,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娘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有一天二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打汤,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死,娘就把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 ……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我娘被抓起来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为我把监狱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释放了。她手里还拿着两个在火车上买的面包,没舍得吃,给我拿来了。”

    母亲去世后,朋友说,有条件去城里头生活,这个山沟里有啥蹲头!殷占岭说,我的老娘埋在这达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纪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儿土宝宝的大妹子饿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见了,他问村里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饭。村里的人看他可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才进了孤儿院。14岁从孤儿院回来,土宝宝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没有认娘。直到要娶媳妇了,他进了娘的家,叫了一声娘,说我看你来了。娘正在喂猪,看见土宝宝,听见孩子喊他,啪嗒一声,手里的猪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哭得站不起来。

    土宝宝也有了孩子,这已是1980年。土宝宝问娘:家里咋个相?娘说,好了,吃饱了。娘又问他:你那里咋个相?他说好着呢。娘说,好就好,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一家人又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在为了孩子能去孤儿院有口饭吃、把自己吊死的母亲身上,就在光景好了还守在山沟里、想陪着去世的老妈妈纪念老妈妈的儿子身上,就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

    如今,在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之上建起了定西县医院,从前儿童福利院的痕迹几乎找不到了。从这里走出去的孤儿大多是沉默的,在杨显惠的再三询问下,他们依然闪烁其词。但杨显惠还是顽固地做着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采访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个笨人”,但或许当今中国文坛不缺少“聪明人”,惟独缺少“傻子”——“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

    口述亲历/杨显惠 编辑

    饿

    我祖籍在甘肃东乡县,到我父亲那辈人已经来到兰州,我就是在兰州长大的。饥荒年代,城市里还算不错,基本能保证不饿死人。1960年前后我在上初中,每月口粮30斤,到高中时变成32斤。1970年赶上工农兵大学生第一届招生,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念数学系,每月还有30块钱的工资。为什么学数学?名额就是数学系的,你要不想上,有的是人想上呢。

    在师大有个农村来的同学,跟我同岁,后来当了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我们俩去搞过两次“外调”———在快毕业的时候,学校就会收到有些地方寄来的举报信,说某某学生家庭有问题,有过什么历史污点之类的。因为当年工农兵学员都是推荐上大学,僧多粥少,肯定会有人认为推荐不公平。系党支部要核实这些举报信的情况,就派我和这个同学去基层调查,我们跑了两次,一次去武威,一次去定西。

    那是我第一次到定西地区,我同学家在定西的通渭县,1975年的那天,在县城里,他说我们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你跟我回趟家吧。我们就往他家走,沿着山路到离县城很远的村里去。到了他家,我很吃惊,太穷了,连一间房都没有,就是拿土块垒的拱形窑洞。他们全家只有一床被子,当天晚上我和他还有他弟弟,三个人睡在炕上,合盖那一床被子。他母亲和衣睡在厨房里,他父亲吃过晚饭就出门了,我想可能是去亲戚家睡了吧。

    这同学就给我讲,他家在1960年饥荒的时候拆掉了房子,木头都换了粮食吃。他亲生母亲当年饿死了,这个是他继母,他还有个妹妹也饿死了。没有食物,他就出去流浪了两三年,直到饥荒过去,十五年了,他家还是住在窑洞里,盖不起房子。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村里转悠,走到生产队的麦场上。他指着一堆麦秸说,昨晚他父亲就睡在这里。

    然后走到一个院子门口,他说这里住着一个朋友,我们去看看。我见有只黄狗在地上卧着,就说你先过去,把这个狗抓住,不然狗认识你,不认识我,咬我怎么办。他说没关系,这狗不咬人。我看他说得肯定,就走过去。

    经过那只狗旁边的时候,狗抬起头,看看我,又趴下了。

    我们走进院子。他说:你知道那狗为啥不咬人?

    我说:为啥?

    他说:狗都饿得爬不起来了。

    田间聊天

    那已经是1975年了。我估算一下,这个同学家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也值不上我两个月的工资。他们吃的是人民公社,凭工分能分到一点粮食。你知道一个工分多少钱吗?一个人劳动一天,挣十个工分,换算下来等于两分钱。你家一年吃了多少粮食,用了多少柴火,会计都有记账的,到年底公社结算,你劳动挣的钱还不够吃掉的钱。

    那两天给我印象太深了,所以1979年我写第一个短篇小说的时候,就写上了这段见闻。那篇小说题目叫《陇上七月》,后来发表的时候,杂志编辑觉得“陇上”太刺眼,一看就是写甘肃的,就给改成了《七月里》。

    但是此后,我一生都在写甘肃。我1988年至今都住在天津,可是二十几年来我从没写过天津,写农村,写历史,这辈子可能都写不完。到农村去,贫困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在学校里我们不知道。我以前光知道1958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闹饥荒,饿死人了,没想到直到1975年他们仍然吃不饱。2003年我重返定西调查孤儿院的情况,问过那里的老人,什么时候才吃饱肚子了?老人们说,大概是1981年到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头一年承包了还不行,因为土地在集体经营时代已经贫瘠至极,要经过一两年的农民自主耕作,粮食才能打下多一点。

    师大毕业以后,我又回到农场当教员,有一回带着学生去劳动,碰到好几年没见面的农场场长。我们在田间地头聊天,他就给我讲起了夹边沟。

    夹边沟在酒泉境内,沙漠边上,最初这里建立农场,是因为有一小片盐碱地,开荒出来的话能养活四百人。咱们国家解放后关押了很多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旧职员,罪行严重的枪毙了,罪行轻的就判刑。到上世纪50年代有些人刑满释放,不能让他们到城市去,怎么安置呢?就成立了一些“就业农场”,夹边沟是其中之一。

    只能养活四百人的盐碱地,来了三千多右派,于是很快就缺粮。对外告急没有用,全国都在闹饥荒。那时候劳教其实比坐监狱还惨,监狱有国家调拨的囚粮,劳教农场只能自己种粮,种不出来,就得饿死。

    后来我多次到夹边沟实地探访,那种艰难的生存环境,确实超乎想象。零下二十几度的冬天,没有任何办法取暖,人们住在“地窝子”里。我当知青时也住过这种地窝子,就是地下挖个坑,拿大圆木架在坑上做梁,再找点草盖上,人就睡在坑里。1959年夹边沟农场的人均粮食定量,由每月30斤降到20多斤,到1960年降到15斤。长期吃这么少,劳动强度却很大,谁也耗不起。

    不逃走

    人在饿到不行的时候,不会逃跑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控制严密。你到哪都会碰到查户口的,要是没有单位介绍信,你去外地找不到工作,连旅馆都不给你住,饭店都不卖饭给你。其二,右派们很多都是国家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我跟着党走了这么多年,几年后释放回家,还能找个工作,重新做人。

    况且,就算真想跑,你也未必跑得出去。我讲个真实的故事吧:定西地区通渭县和邻县交界的路上,当年设有一个哨卡,几个民兵守着。一天来了一家人,是夫妻俩带着几个孩子,说饿得不行了,想到邻县去。民兵们就给拦住了,说你们回家去,并且派一个民兵押送这家人回去,我们暂且叫他民兵甲。哨卡上有食堂,民兵甲就用口袋装了几个馒头背在身上,准备把这家人送回去,再把馒头给他们。

    一行人就这样上路了。过了两三个小时,民兵甲回来了,馒头还背在身上。别的民兵就问他:怎么这么快?

    唉,走到一个山梁上,他们说没力气,坐下歇会儿,说什么也不走了。我没办法,就回来了。

    那你怎么不给他们馒头呢?走不动了就吃馒头嘛。

    哎呀,我忘了。民兵甲说。

    这件事是当时在场的另一个民兵后来讲给我的,就叫民兵乙吧。过了两天,民兵乙走这条路去办事,就看见那一家人还坐在山梁上———他们坐下去就没起来,大人孩子好几口,全都饿死了。

    在一切不能以常理推断的年代,有饿死的,也有撑死的。夹边沟有个右派,趁麦收时到地里偷吃生麦子,吃完还喝了开水,结果到晚上,麦子在他肚里发酵胀大。他翻滚号叫了一夜,还是死掉了。第二天,管教干部召开批判大会,指着他的尸体说:“这种人不服改造,挖社会主义墙脚,现在自取灭亡!”这个右派的老婆就在现场,都不敢哭出声来。

    夹边沟

    地名,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巴丹吉林沙漠是世界四大沙漠之一,总面积4.7万平方公里。夹边沟曾经有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大饥荒年代,近三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

    那个年代

    我再讲个故事。有个生产队,队长是从外村派来的。当大家饥饿的时候,知道队里仓库还有一点粮食,村民们就跟队长说,大伙儿饿得不行了,你把粮食分点,给大家吃。队长说不行。村民们想来想去,一定要想办法把粮食分了,怎么分呢,就决定把队长打死。

    有一天队长从村外回来,路过生产队的羊圈。几个村民就在羊圈里待着,有人出来喊队长,说你进来一下,我们有点事跟你说。那时候队长已经觉得村民们对他不太友善了,所以走到哪手里都提着一根铁棍。队长就进了羊圈,但是他警惕性还是不高,对方好几个人呢。队长和他们讲话的时候,背后就有一个青年,拿根绳子突然套住队长脖子,然后一使劲,把队长扛起来,就勒死了。

    那天下着雪,羊圈后面山谷里有个水冲下去的深坑,我们西北人把这种地方叫“窟泉”。几个村民就把队长的尸体扔进了窟泉,然后把羊赶出来,在附近乱踩一通,破坏现场。可是公社里本来通知这个队长第二天去开会,队长没去,公社就派人来找。雪地里有队长留下的脚印,到羊圈附近就变得乱七八糟,杂乱的痕迹一直到窟泉边上。最后,队长的铁棍找到了,继而窟泉里的尸体也被发现。那几个村民就承认打死了人,粮食也分掉了。

    省里的工作组下来,要抓人判刑。可是抓谁?最后就抓了用绳子勒队长的那个青年。抓走还没判刑呢,青年就饿死在监狱里。

    那时候每个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孤儿院,有的不叫孤儿院,叫幼儿园。很多家庭,父母饿死了,剩下孩子,听说孤儿院管饭吃,大点的孩子就自己跑去,小孩子就有好心人给送去。可是孤儿院也吃不饱,孩子们还是大量死掉。有些孩子平时吃惯了草籽、树皮,突然到孤儿院里吃上了白面,肠胃适应不了,上吐下泻,也就死掉了。很多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坐着坐着就倒下去。

    我在农场当教员的时候,就听说附近还有个饮马农场,那里有个连队,都是从定西地区来的孤儿,是农场到定西孤儿院招的农工。2003年我写完夹边沟,准备写定西孤儿的故事,就到饮马农场去寻找,认识了一个当年的孤儿。他给我讲,他们那个大家庭五十几口人,1960年以后剩下11口。这个人同意给我带路,连续三年时间,我访问了150多个定西孤儿。他们如今大部分都是农民,依然贫穷,有些是国家安排工作,当了工人,上层右派,原本是县级干部,摘帽以后还回去当干部。大部分右派就是小学教师之类的普通职员,这些人在1958年之前每月工资三四十块钱,或者高一点到五六十块钱,1978年以后给他们恢复工作,还是每月几十块钱。他们的人生,有20年时间在农场度过,恢复原工作干不到三五年,也就该退休了。等到改革开放,全国人民的工资都上涨,咱们挣两三千的时候,他们的退休金也就三五百块钱。

    我觉得,如果以后还有人下工夫去研究的话,夹边沟问题的余地还很大。但是要抓紧时间了,十几年前我开始调查的时候,估计幸存者应该有二百多人,现在活着的还有没有一百人,我不知道。再过些年,可能他们去世的会更多。没有亲历者在世,就再不会有故事,夹边沟就要变成纯粹的学术问题了。

    消失传统

    至于我自己,我不写饥荒了,作家不能总是重复自己。我正在《上海文学》连载《甘南纪事》系列,写的是甘南藏区牧民生活,写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和现代化前进的脚步。甘肃南部和北部的自然环境差异非常大,甘南很美,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这几年我总是跑甘南,和藏民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变化,比如吃饭,除了传统的蕨麻米饭、青稞炒面、酥油奶茶之类,他们也开始吃汉族人的馒头、烙饼、面条。服饰方面,他们平时也都是夹克西装。传统的习惯慢慢淡化,但他们内心还是保留着民族的特性,在社会转型期,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状态。比如两个年轻人打架,动了刀子,打死一个。他们不会立刻报警,藏民的处理方式是,首先由双方家族出面,寺院管理委员会主持谈判,谈出一个赔偿的命价,比如20万块钱。两家人协商同意的话,就不去法院了,赔钱了事。可是有时候法院知道了就不让,法院觉得你杀人了难道法律管不着你?就去把人抓掉。

    两个男人因为偷牛的事情打起来,打死一个,活着的被抓起来,他家人就去找死者的家人,说我家给你家赔命价,你们去公安局说说,让他们放人吧。结果公安局不听,把杀人的判了个死缓,死者家就没拿到赔款。

    过了十多年,死缓改有期,表现好再减刑,杀人的这个男的就获释了。听说仇人释放回来了,死者的遗孀就把三个儿子叫来,她这三个儿子最大的二十多岁,小的也有十八九岁。这女人就说,你们的杀父仇人放出来了,你们都成人了,知道该怎么干吗?

    三个儿子回答:知道。

    过了些日子,附近寺院有个法事活动,这弟兄三人觉得他们的仇人会去参加。那人果然去了。等活动结束,在偏僻的路上,三兄弟就截住了仇人。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那人已经很老了,看了一会儿面前的三个小伙子,说,不知道。

    是你杀了我们的父亲。

    哦,老人明白了,说,好吧。

    这三兄弟,老二老三拧住老人的胳膊,老大掏出刀子来划了一下,老人的脖子就断了。

    然后他们就去投案。老大被枪毙,老二判八年,老三判五年。一切都结束后,村里人就说那个妇女:你早该知道,在儿子们面前不要讲过去的事情,你非讲,你的儿子一个毙掉了,两个判刑了,你高兴啦?

    我写的都是真实的故事,只是虚构了地点和人名。那个孤独的女人回答说:

    这不是我高兴不高兴的事,儿子长大了,就要活得像个男子汉。

    以什么姿态来记忆/杨显惠 编辑

    ——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的新书《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文体定论为小说。是的,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你敢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复原?何况,面对那么大的外在压力,“丑化”“歪曲”的帽子随时都可能抡过来,非铜头铁臂杨显惠焉能不怵。但是读了它,任谁都不会怀疑它们的真实。不仅有历史和时间地点背景的真实,还有细节的真实,生活的残酷,人生命运的苦难,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你已经哭不出来了,没有眼泪可流了。特别是当它已不是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坏人”造成的时候,你也没有恨了,只是庆幸,庆幸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他们和他们的母亲、孩子,已经告别或远离了这黑暗的日子。

    但是,从那种境遇中活过来的孤儿,却不能忘记,亲眼看见一家七八口、五六口亲人饿死的情景,侥幸活过来的人不能忘记。今天,后世的国人也不应该忘记。按照犹太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的观点,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的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杨显惠的写作既是伦理的忠诚,又是道德的践行。他在上山下乡和后来工作过的甘肃生产建设兵团,认识了一些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幸存者,并同他们交了朋友,朋友们透露的人生经历,在他内心唤起了“不该忘记”的道德责任和伦理情感。曾以《黑夜》一书而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犹太作家威塞尔说:“如果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

    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同威塞尔不同的是,杨显惠不是定西孤儿院,也不是夹边沟的幸存者,无权作为见证者,《定西孤儿院纪事》也不是本来意义的“见证文学”。但考虑到他采访的见证人无作假动机,他们自身又无文字表现能力,作者扮演的应是见证者代言人的角色,他无权如威塞尔那样被称为“人类的信使”,但却无愧于“历史和社会良心”的角色。在当今小说的名声被商业化写作、游戏式写作,个人情感宣泄式写作严重败坏的时候,杨显惠的写作方式和他对遗忘的抗拒方式,都可以与人类的尊严、作家人格的高贵、高尚并存。

    《定西孤儿院纪事》不仅是抗拒集体遗忘的书,而且是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的书。它没有如当前一些“全景式大报告”式纪实文字的自负和夸张,但却是在背景和细节上小心翼翼地探寻着造成如此人性大悲剧的存在和根源。

    《定西孤儿院纪事》所写的甘肃和河南省,是“浮夸风”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农民被剥夺得最为彻底的地区。这些,和“文革”的荒谬,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尽管它们已经淡出现实生活视野。杨显惠让它们在孤儿们的回忆中复现,显然不是为了让人们仇恨,而是为了让人们警惕。

    笔者一直认为,人生经历中的苦难,对于经历者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冷漠、自私、残忍、内心充满仇恨,也可以使一个人的心灵充满温暖和阳光,同情、善良,对他人充满关怀与热爱。关键是他的记忆选择是单向度还是多向度的,是只记住社会和人们亏欠了自己的,还是同时记住了社会和人们给予了自己的。杨显惠的笔下之所以充满了生命和心灵的热力,就是他并没有在大苦大难中失去对于社会和人性的肯定,在直面惨巨的人生苦难时,并没有回避,甚至刻意回护了人性中的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爱。所以《定西孤儿院纪事》既是一曲曲低沉哀婉的挽歌,又是一首首暖意融融的爱的赞曲。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定西孤儿院纪事》不仅是一部抗拒遗忘,从细节和人的命运方面补充和丰富正史的书,也是一部歌颂和肯定人性光明的书。它给当今人们的不只是痛苦和反省,还有灵魂的洗涤和提升,欲望的克制。

    成就/杨显惠 编辑

    《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全国短篇小说奖,

    <甘南纪事>获得了2011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小说家奖 。

    主要作品/杨显惠 编辑

    《这一片大海滩》

    <夹边沟记事>

    《告别夹边沟》

    《野马滩》

    《爷爷,孙子,海》

    《黑戈壁》

    《贵妇人》

    《洗个不停》

    《妈妈告诉我》

    《海上,远方的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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