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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称: 西安事变 别称: 双十二事变
    时间: 1936年12月12日 发生地点: 陕西西安
    影响: 国共二次合作共同抗日 主要人物: 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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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变背景/西安事变 编辑

    九一八事变

    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左)和杨虎城(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1]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表面上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实际却向太原推进的过程中和阎锡山的部队发生冲突。刘志丹战死,红军撤退。  

    两广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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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使蒋中正声望提高。叛方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蒋中正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

    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蒋介石撤销张学良职务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给张学良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张学良正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造成张、杨的恐慌,杨虎城出于公心,屡次向张学良提意见,遭拒绝。后来又找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发动西安事变。

    事变时间表/西安事变 编辑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2]

    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训斥。

    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怒斥。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严词拒绝。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7日,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命令。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何应钦以国民政府名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并派飞机到西安侦察。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日本陆军省制订《西安事变对策纲要》。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20 个师的兵力对西安进行威胁。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通电全国,反对内战。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飞抵西安,同张、杨商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五项抗日救国主张。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确定并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20日,宋子文到西安,张学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意图。

    12月22日,宋美龄等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

    12月24 日,会谈达成6 项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6日,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2]

    具体经过/西安事变 编辑

    发动兵谏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囚禁的地方
    12月11日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止园紧急磋商,决定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 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部下孙铭九,带兵冲进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蒋已逃走。他就带着队伍搜山,搜到高处,见石头后面躲着一个人,于是就大喊一声,“什么人,出来!”蒋介石战战兢兢的露出头来,接连反问:“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部队?”他知道不是红军,而是东北军后,就故意装模作样地不肯出来。孙铭九派两个人去架着他,蒋介石踉踉跄跄地下了山,立即被送到西安城里。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扣押了起来。

    寻求国共合作

    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 及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国名党内部反应/西安事变 编辑

    亲日派搅局
    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时的宋美龄(右)
    蒋介石被扣之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趁机争权夺利,轰炸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何应钦表面上迎合宋美龄,暗地里继续向西安调兵遣将,准备向张、杨方面动武。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亲英美派营救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亲美派主张极力营救蒋介石。一方面与何应钦针锋相对,力阻其对西安的轰炸与讨伐,另一方面又急忙找到宋庆龄,劝其对张、杨产生影响和平解决。宋庆龄对蒋历来反感,但对何应钦的作为也不无担忧,若蒋系崩溃,国民政府就真的要成为亲日派的天下了。与此同时,宋庆龄接连收到共产国际三封急电,要其发挥一切影响力促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阎锡山态度

    西安事变前,面对日本侵华势力的威胁,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都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抗击日军。

    西安事变阎锡山

    西安事变后,无论张学良与杨虎城,还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与讨伐派,都非常关注山西阎锡山的反应,极力拉拢阎锡山。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交往紧密,因此除12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外,张学良于13日专电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征询阎的意见,希望阎锡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应。

    南京方面,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主和派和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先后致电阎锡山。孔祥熙于事变次日的电文,称赞阎锡山“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企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希望阎能够出面,对张学良“责以大义,动之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并提出营救蒋介石的具体措施:“迳送蒋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难,故拟劝张先送蒋介石赴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伯川阎公。”其倚重恳切之情溢于言表。主战派的何应钦、孙科随后也致电阎锡山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希望阎“慨切劝导”张学良。

    被多方倚重的阎锡山,开始以“调停人”的身份,斡旋于各方。14日,阎锡山回电张、杨,同时抄送南京,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17日张学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会见阎锡山,阎锡山得知“委座安然无恙”,且张学良“愿随介公赴南京请罪”等情况,立即电告何应钦,并在太原报纸上登出“号外”,以安定全国人心。

    中共历史文献也认为,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转变,其中有阎锡山的影响。这不仅因为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国民党内部反应和军界的影响,还有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及反对打内战,消极“剿共”的态度,支持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关系密切等等。正是因为中共起初的“审蒋”主张没有得到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响应,中共才放弃了这一主张。[3]

    共产国际态度/西安事变 编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最初的反应是杀死蒋介石。但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3]

    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5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会晤。蒋向李维诺夫表示,他已将《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的文章中有关能说明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友好态度的文字摘录寄给南京政府。他还告诉李维诺夫,苏联报刊将张学良的行动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挂钩显然不妥,汪精卫与此事不可能发生任何联系。

    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电报建议中共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

    (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实行合作;

    (4)和那些支持把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实行合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论是《真理报》、《消息报》和《国际通讯》发表的社论、文章,苏联外交人员发表的谈话,还是共产国际的电报,不管其侧重点有何不同,在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上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坚决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第二,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当时,由于蒋介石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如果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难以实现。[3]

    中共斡旋/西安事变 编辑

    西安事变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秦邦宪(左)、叶剑英(中)、周恩来(右)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征求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处理意见。12日得到消息的当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就几次来到张闻天住的窑洞紧急商谈对策,中央同西安方面的来往电报接连不断。

    13日上午,中共中央为商讨事变问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积极意义,应该表示支持。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黄埔系、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他还表示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会后中共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周恩来奔赴西安。17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二人举行多次商谈。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与13日的会议相比,这次会前中央对外界的反应及动向比较清楚,认识也已完全统一。事实上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成为是否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毛泽东在会上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以来的形势和前途,并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结论。

    19日会后,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其中明确指示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一冲突。之后中共中央召开干部会,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3]

    附:中共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

    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穑彭德怀 贺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日本态度/西安事变 编辑

    日本对以抗日为宗旨的西安事变一直都很“避讳”。在日本国内仅有极少数历史学家在做相关研究,而且有些研究严重歪曲了事实。例如日本历史学家曾在《日本战史丛书》里这样说的:“日本与列国一样,对于事变毫无所知,故不采取任何积极的方针,一贯保持‘静观’”。

    2005年,日本文部省批准的《新历史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章中,特地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诬称西安事变是:“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

    谈判过程/西安事变 编辑

    西安事变谈判西安事变中进行谈判的会议室

    12月23、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位将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谈判中又表明反对内战寻求和平的诚意,由于宋氏兄妹营救蒋介石心切,怕拖下去南京方面节外生枝,所以在谈判中没有设置障碍,双方于24日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

    24日晚,周恩来前去会见蒋介石,晓以民族大义,敦促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事件结果/西安事变 编辑

    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情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营救张学良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重又出现。 

    事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蒋中正认为自己未能对己身安全预作防卫,引以自咎,随后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学良被软禁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害。 

    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最终在苏俄强力介入下,中共停止了颠覆中国的行动,与国民政府展开合作。 

    蒋中正脱险后,认为“内乱症结仍在共党”,决心不准张学良再回西北,并从行政上取消三位一体的依据,1937年1月5日,以顾祝同、孙蔚如等取代张学良、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则同意中央题案调往豫、皖两省,三位一体宣告解体。淞沪会战之增援部队多受到内乱剿共牵制,渡江困难、步行途中,而无法限期支援上海,错失时机。 

    共约八百至一千人遇害。邵元冲及侍卫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宪兵团长杨震亚、绥署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议杨陟冈、卫士队长高鳯梧、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国卿、特务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队长刘惠祥、骑兵团长蔡仲及市民等。[4]

    主要意义/西安事变 编辑

    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各界民众游行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蒋介石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学良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

    事件评价/西安事变 编辑

    中国共产党评价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江泽民,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5]

    国民党方面评价

    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 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蒋中正,《西安半月记》[6]

    胡适的个人评价

    胡适曾经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曾经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适

    摘自:《党史信息报》 作者:秋实 原题为《胡适三劝张学良》[7]

    拍卖事件/西安事变 编辑

    毛泽东信件毛泽东信件
    邦瀚斯纽约拍卖行于2013年3月20日举行“海岚·里昂西安事变历史文件”拍卖会,这批历史文件包括一些从未公开展示的重要文档,拍卖总成交价达270万美元。
    本次拍卖会上成交价最高的一件拍品是张学良写的告别信,以85万美元成交,该信共8页,张学良表示“宁可自尽也不愿意接受屈辱”。
    负责此次拍卖的专家凯瑟琳告诉记者,张学良从不在公众场合谈论西安事变,这些文件展示了他对西安事变的个人想法和感情,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因此拍价远超预估价。
    这批珍贵文件是张学良的机械师和飞机副驾驶员海岚·里昂的私人收藏。本次拍卖会竞拍激烈,大部分买家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在这次拍卖中,有两件毛泽东署名的信函和文件以百万美元的价格拍出。有毛泽东署名的致张学良秘密信函,以45.8万美元拍出。
    拍卖行介绍,该信由毛泽东与彭德怀以红军领导人身份共同署名,“可能是(中共与张学良)双方首次互通往来的文件”。信中“赞扬了张学良对抗日救国的始终不懈,继而提议双方合作,执干戈以卫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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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2-12-11
    [2]^引用日期:2012-12-11
    [3]^引用日期:2012-12-11
    [4]^引用日期:2012-12-11
    [5]^引用日期:2013-10-28
    [6]^引用日期:2013-10-28
    [7]^引用日期:2013-10-28
    扩展阅读
    1《宋氏家族全传》
    2《人民日报》 1991.12.12
    3《人民日报》1996.12.09  第10版
    4史沫特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5《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
    6《西安事变史料》
    7《西安事变真相的追述》
    8《“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
    9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10《“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
    11《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12《西安事变“莫斯科回电”解密曝光》 作者:黄修荣/黄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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