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派

战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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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派是二战后在日本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该派作家在军国主义统治时期遭受摧残，从自身经历中认识到军国主义的罪恶，因此在作品中描绘了战争的悲惨景象和人们的精神创伤，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衰败与普通士兵的厌战情绪。他们主张探索世界和人类存在的意义，注重揭示人物的心理动机，并在表现手法上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1]

形成与发展

战后派在战后文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和透视，成为了推动当时落后于时代的上层建筑向先进转化的关键环节。他们的崛起标志着战后文学的蓬勃发展。战后派作家分为两批，第一批发起于战后初期，包括野间宏、椎名麟三、中村真一郎、梅崎春生等人。他们在军国主义统治的黑暗岁月中失去了青春，或是因为参与进步活动而身陷囹圄，遭受法西斯警察的摧残与迫害；或者被征召至战场，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2]他们接触了广泛的社会现实，从自身的经历中，对军国主义的危害逐渐有了认识，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他们描述了战争的悲惨景象和人们的精神创伤，提出了广大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和情感与人民大众有共通之处。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1946）、埴谷雄高的《死灵》（1946）、中村真一郎的《在死亡的阴影下》（1947）和梅崎春生的《樱岛》（1946）等作品均为当时的知名之作。长篇小说《死灵》和《阴暗的图画》主题大致相同，讲述了战时几名学生参与进步活动的故事，展现了法西斯统治下的黑暗生活，表达了对摧毁他们生命和青春的军国主义的愤怒之情。《樱岛》则以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即将灭亡为背景，反映了驻扎在鹿儿岛南端樱岛上的海军士兵的厌战情绪。这些小说所描绘的战时生活都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流露出作者的愤恨之情，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战后派作家的文学活动受到了《近代文学》杂志文艺批评家的影响。《近代文学》成立于1946年，成员包括本多秋五、平野谦、埴谷雄高、山室静、荒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等。他们都曾在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遇挫折时从事文艺评论活动，经历与第一批战后派作家相似。他们提倡艺术至上主义，强调尊重个人，并主张摆脱党派的束缚，保障个人的创作自由。第一批战后派作家在其影响下，试图抛弃自大正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流行的传统“私小说”，主张“在观念中探索世界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反对描写“人物行为的表面现象，而重视其心理动机”。在创作手法上声称要突破现实主义，建立新的表现形式和文体，使用抽象语言。椎名麟三是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先驱，野间宏和中村真一郎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手法上都效仿英美的意识流小说。他们大量采用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以展现日本的社会生活。第二批发起于二战结束后至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包括岛尾敏雄、堀田善卫、安部公房、大冈升平、井上光晴等作家。他们在选材和表现手法上与第一批战后派作家有所传承。堀田善卫在短篇小说《广场的孤独》（1951）中，以朝鲜战争前后的日本社会为背景，描绘了日本知识分子对国际形势和日本前途的担忧。在一些以中国为活动舞台的作品中，堀田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他的小说《时间》（1953）是第一部描写日本法西斯军队制造南京大屠杀血腥罪行的小说。剧本《命运》（1958）的主人公，战前曾是侵华军队的一名下士，战后随代表团访华参观，当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被他遗弃的中国籍妻子和女儿时，对战前军国主义的罪行和他自己的过失表示了忏悔和赎罪之心。

文学思想

战后派文学在二战后初期，随着日本全民族对军国主义的怨恨与愤懑得到释放，成为反思过去的重要渠道。战后派关注的是全人类共同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文学通过对法西斯政权对外侵略战场和后方生活的描写，展示了战争对普通人幸福生活的破坏，提供了一种宣泄的途径。这种触动超越了小说故事本身，唤起了人们对内心深处各种经历和回味的记忆，并对沉重滞缓的民族历史进行了自我剖析和反思。这种对国家、民族历经磨难的深刻感受，带有历史的理性反思色彩，虽然严肃沉重，但这种批判却是宝贵的，能够帮助人们预见未来并防止灾难再次发生。战后派作为战后日本新文化滥觞期涌现出的文学流派，从梦魇中醒来，开始发掘和张扬主体价值，触及时代的敏感神经。他们经历了苦难，这种苦难也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他们笔下的历史是如此沉重苦涩，但他们却反复品味，散发出历史感知和理性光芒，突显了历史再理解和再阐述的基本主题。这些在战后初期进入文坛的新秀，在冰封之后重新振作，精神视野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对文化历史深层次的理解，书写的是他们多年的血与泪、生与死的交织凝聚，堆砌的是让人揪心的深思熟虑，预示了一个被愚弄时代的终结。[3]文学的创作和发展通常始于形式或表现手法的变化，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战后派跳出了战争题材小说直接描写战斗场面的局限，转而深入挖掘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动态性，追求心理刻画的历史感和思考感。人的心灵世界是历史的产物。他们将人物的心理分析作为社会分析的补充，并将其与客观世界的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勾勒出引人深思的情景，在立意和构思上比单纯的物象描写更高明。战后派精湛娴熟的手法源于对传统的继承，而其造型的确凿、坚实以及内心刻画的丰富和谐，则得益于对西方现代派的大胆借鉴。他们师从前人却不拘泥于此，学西方却又不失民族的精华，自成风格，在艺术叙事的整体架构上，力求站在人类学、哲学和悲剧的角度，不是将美而是将生命作为小说表现的终极目标，用笔墨宣泄灵魂在战争中的焦虑、疯狂和苦恼，从现代人的视角，创造回顾历史和审视战争的主题，表达作家对日本现代史的看法。我们应该既看到战后派作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主要方面的共性，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殊性。由于每个人的体验不同，艺术修养也有高低之分，每个人的艺术风格也各不相同。然而，作为战后派所拥有的沉郁强烈的悲剧主题和风格，可以看作是对战争中几代年轻人的灵魂的忠实记录，并将几代人的痛苦提升到了整个民族的高度。[3]战后派的价值在于，一个人的回忆，带动了一群人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