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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记”是“《史记》”的同义词。

    《史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而完成。《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史记 作者: (西汉)司马迁
    英文名: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类别: 古籍 、史类、纪传类
    文学地位: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文学体裁: 纪传体通史 内容: 本纪、世家、列传、表、书

    目录

    内容简介/《史记》 编辑

    《史记》《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作品目录/《史记》 编辑

    分类

    《史记》《史记》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

    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内容

    卷数  篇名
    【本纪】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
    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
    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
    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虽非皇帝,司马迁以“在权不在位”的理由编入)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不列名义上的天子汉惠帝本纪,以吕太后有实际统率,理由与项羽同。)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原篇名为《今上本纪》,原文己阙,褚少孙据《封禅书》补并改篇名。)
    三皇本纪(司马贞补,有些版本收录此篇,)
    【表】
    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史记卷十九 惠景闲侯者年表第七
    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书】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荀子的《礼论》及《议兵》来代替正文)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礼记》《乐记》代替正文)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史记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史记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世家】

    《史记》《史记》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记卷四十 陈涉世家第十八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记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列传】
    《史记》《史记》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史记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未阐述,诸侯国,之俗,仅记司马季主之事)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作品争议/《史记》 编辑

    《史记》《史记》
    有许多人以为说司马迁写了《史记》乃是班固的“发明”,此种说法大可存疑。

    不错,班固及乃父班彪确实曾称司马迁之书为《史记》,但在班氏父子的辞典中,“史记”却是作为一个比较通用的名词而非专称出现的。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引几段《汉书》

    (1)《汉书·艺文志》:“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
    (2)《汉书·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汉书》系班固的苦心经营之作,上引两段话中出现的“史记”显然不是司马迁所写,这说明,“史记”一名在班氏父子那里还是个通称。

    汉代以后至唐朝初年,官方修撰的史书中并无“经籍志”一栏,所以,对司马迁的那部巨著称史记,也称太史公书,对别的史书也称史记(历史记录之意),比如敦煌写本《贞男》称:“颜叔子,鲁人也……周时人,出‘史记’”,这里面的“史记”指的是《后汉书》的一条注。初唐人释玄应所撰的《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史记》云:‘籀者,周时史官教国子学童之书……’”中的史记指的又是《汉书》。(详见《汉书·艺文志》)

    把司马迁的作品正式定名为《史记》并赋予其官方权威色彩的是长孙无忌。

    《隋书》乃系长孙无忌魏征、于志宁、李淳风等人联合撰成的。书成时间为公元656年,该书经籍志记古今图书存佚及其源流,创立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影响。
    《隋书·经籍志》上有这样一段话:“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

    编者在文中将《史记》与《汉书》并列,正式确立了《史记》的名称。

    艺术特点/《史记》 编辑

    叙事艺术

    史记独特的叙事艺术,非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综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一家之言,纵向以十二本纪和十表为代表,叙写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横向以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为代表,统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和行业,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独特的效果。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从历史上说,具体记录了楚汉相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从文学上说,本文是中国散文中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艺术杰作,文中描绘的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画卷,塑造的项羽经典的悲剧英雄形象,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即: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人物刻画

    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但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

    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划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

    三、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
    《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在《李将军列传》中,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就是为了衬托李广。

    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

    四、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

    五、互见法的运用。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了。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

    六、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风姿。
    《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话,陈述了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很自负。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恰如其分给以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宝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史记》描写了许多人衣锦还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笔下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风格特征

    深邃意蕴的叙事和生动鲜活的人物的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史记》形成一种雄深雅健的独特风格。《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并富有传奇色彩。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当时的倾危之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大显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产儿,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付出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儿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自身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雎、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对于像萧何、陈平那样的幸运儿,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而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平和难以理解。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吴起为了当上鲁国将军而杀妻,未为卿相而母死不归,名缰利锁把他变成一个刻暴少恩之人,最终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绩与人性的严重异化形成直接冲突。张耳、陈余早年为刎颈之交,后来却反目为仇,也是利欲把他们拆开。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传说显示其灵异。除了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

    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田单列传》的传主田单是一位智谋之士,这篇传记写了一系列的奇谋奇计,尤其是用火牛阵大破齐军一节,更是精彩绝妙。传记赞语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迹,可谓奇上加奇。《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

    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历史评价/《史记》 编辑

    精妙的叙事艺术

    《史记》《史记》
    1、五体会通。综合前代史书中各种体例,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2、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3、追根求源,详因略果。

    4、条理清晰。

    精彩的人物刻画

    1、平民入传。

    2、个性鲜明。

    3、多维透视。

    4、旁见侧出。

    旁见侧出法,又称为“互见法”,即在一篇传记(传主本传)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在别人的传记中显示。如《高祖本纪》中主要写刘邦带有奇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而他的缺点则散见于其他人物的传记之中(备注:旁见侧出中的"见"通"现")。

    悲壮的风格特征

    1、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浓郁的悲剧气氛。

    3、强烈的传奇色彩。

    影响/《史记》 编辑

    史学影响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史记》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

    文学影响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汉剧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版本/《史记》 编辑

    《史记》《史记》
    《史记》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一系

    为宋刻十行本。

    第二系

    约有4种,分别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间建阳刊本;南宋绍兴十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绍兴年间淮南东路转运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

    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现存2种,一种是南宋淳熙二年张杅刻本,一种则是南宋淳熙八年耿秉重刻张杅本

    第四系

    现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蔡梦弼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为2支。第一支较为简单:南宋庆元二年建阳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间崇文书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第二支较为复杂,这一支的起头是蒙古中统二年刻本,由中统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阳慎独斋刻本、明建宁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间刻本。而从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国子监刻本和北京国子监刻本。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则从北监本出。

    此外还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此本为单集解本,据说源自宋刻,但具体底本不详,据此本重刻的则有清同治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书局刻)。

    传播/《史记》 编辑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冯商所续《史记》七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简称《太史公》。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作者简介/《史记》 编辑

    《史记》作者司马迁《史记》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名篇名段/《史记》 编辑

    十大名篇

    《史记》《史记》《史记》
    大江东去楚王流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名句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报任安书》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史记·项羽本纪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项羽本纪》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
    《史记校正》 王叔岷
    《史记校正》 王叔岷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史记·留侯世家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史记·滑稽列传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

    成语

    网开一面 出自《史记·殷本纪》
    囊血射天 出自《史记·殷本纪》
    酒池肉林 出自《史记·殷本纪》
    左支右绌 出自《史记·周本纪》
    焚书坑儒 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指鹿为马 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拔山扛鼎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先发制人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破釜沉舟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鸿门宴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沐猴而冠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霸王别姬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四面楚歌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无颜见江东父老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一败涂地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约法三章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运筹帷幄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高屋建瓴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卧薪尝胆 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鸟尽弓藏 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一狐之腋 出自《史记·赵世家》
    招摇过市 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韦编三绝 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鸿鹄之志 出自《史记·陈涉世家
    积毁销骨 出自《史记·张仪列传》
    毛遂自荐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脱颖而出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歃血为盟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因人成事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一言九鼎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完璧归赵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负荆请罪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怒发冲冠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刎颈之交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胶柱鼓瑟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纸上谈兵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一字千金 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奇货可居 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图穷匕见 出自《史记·刺客列传》
    背水一战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肝脑涂地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多多益善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鸡鸣狗盗 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狡兔三窟 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学术研究/《史记》 编辑

    概况

    史记《史记》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与单篇论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

    主要注家

    宋元之后,《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南朝(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朝时司马贞)、《史记正义》(唐朝时张守节)。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自宋朝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朝梁玉绳《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朝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评价/《史记》 编辑

    史记《史记》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侵泄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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