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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轼列传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古文学家,世称“三苏”。嘉祐进士,任凤翔府签判,主张改革弊政。神宗时反对变法,但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后以“谤讪朝廷”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出知杭、颍、扬、定四州。徽宗初遇赦召还。诗、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最高成就。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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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称: 苏轼列传
    别称: 东坡居士 字号: 子瞻
    所处时代: 宋代 出生地: 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
    主要作品: 诗、词和散文 主要成就: “唐宋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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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列传》/苏轼列传 编辑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嘉祐二年(1057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祐六年 (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去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答应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到二十岁时,就博通经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未能说出,现在看到这部书,说到我心裏了。”嘉佑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章破碎怪僻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文风,见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疑心是自己的门客曾巩所作,便放在第二;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以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服母丧。嘉佑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识兼优,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三等的,仅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任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南山木筏,从渭河进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规定,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任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要在朝廷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使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起居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合中较靠上的兼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直史馆之职。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爱护人以德。”

    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要求赠父亲一官,於是赠光禄丞。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已经服丧期满,就安葬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推让给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要改变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官员议论。苏轼上议说:

    求得人才之路,在於了解人;了解人的办法,在於求其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麽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於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暴君也无法废除,不再适用时,即使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跟着更改,譬如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於奏效。

    庆历年间开始设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裏审判,军事问题在这裏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至於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使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於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比起来何时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何时更好?所得人才,和今天比何时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何时更好?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其争论就可解决。

    现在所想改变的不过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於久远的、重大的事情,这些区区的方法又有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於忧虑的方面。那些关於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就说没有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徵可加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於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此何用?

    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议论,意思就清楚了。”当天召见他,问:“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何在?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天赋文武,不愁不明察,不怕不勤劳,不怕不决断,但怕治理太急,听人的话太广,进用人太快。请求用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三句话,我应仔细考虑。凡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之道,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权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当敏捷,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爱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用的钱财。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请求追还成命。”皇帝下诏免去此举。

    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

    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而已,正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钱财。失去丁就会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不满了。

    祖宗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裏面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派出官,是求利的工具。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吏员都很惶惑。以皇帝的身份而谋求财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人讲。”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弃去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弃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续,还茫然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缙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这些手段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汴河的水很浑浊,从有人以来,不用来种稻。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满了。陛下就相信这说法,即使考察地形,所在之处凿空,寻求水利,狂妄庸人轻浮,随意争相进言。有关部门虽明了办法不合适,不敢就此斥退,却追集当地老少,去看可否实行。如果不是明显地难於做到,必定姑且兴起工役。官吏们苟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对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堤防一开,水流离开旧的河道,即使吃建议者的肉,对百姓有何补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来的役人,一定用乡村之人。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於天下。单丁户、女户,这是天生百姓中的穷苦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和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麽又想取力役钱?万一后代不幸有搜括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青苗放钱,以前就禁止。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贷,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还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记载此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岂不可惜!而且常平之法,已经极好了。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那一种立这一种,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虽后悔莫及!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孝昭既登帝位,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弘羊此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所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徵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条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条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有何区别?我以为是错了。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於见成功,却难於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造作法,一定要实行。这是战国时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成功,而怨恨已经起来了。我之所以愿陛下维系人心,就在於此。

    国家存亡的原因,在於道德的探浅,不在於强和弱;朝代长短的原因,在於风俗的厚薄,不在於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懂得这些,就知道了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陛下急於有功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艺术成就/苏轼列传 编辑

    苏轼的诗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诗风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的词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苏轼散文中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与《赤壁赋》、《后赤壁赋》同为传诵名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明代]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诗文有《东坡七集》,词有《东坡乐府》等。清代王文浩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苏轼一生/苏轼列传 编辑

    出身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成长在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里各种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时代。这时代一方面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辽、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强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内忧。社会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层中渐次高涨。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二十一岁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时父苏洵也深受重视,父子三入,一时名噪京师, 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卜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队三等(此已为百余年来最高),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苏轼在凤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睁丧。三十四岁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推行靳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抻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当官

    苏轼出京作地方官,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八九年的时间,他撮然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而对于新法实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视”.后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从元丰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释放,苏轼在狱中倍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这就是有名酌“乌台诗案”,苏轼生活、思想与创作也从此开始了巨大的转折。苏轼山狱后,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但不得签押公事,近于流放。他因经济困难,申请城东坡荒地,躬耕求食,并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另方面他闭门思过,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苏轼即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对待新法,又主张“参用所长”(《辩试馆职 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这种注重现实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态度,又和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司马光病死,苏轼为旧党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祐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作了许多好事.

    被外放

    至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盟主,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远谪惠、儋时期 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又恢复神—票薪荏;于幂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棋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而出现了刀次的创作丰收。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元符三年,鞭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遁斋闲览)。剪杜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躺慨,还胆回朝再竭忠诚.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氍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瘸坊,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苏轼一生积极人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奉响,喜敢《庄子》。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井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司,拜访名僧。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剧发展。但是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禾施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境界表现在文学佛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正是他复杂思想的表现。

    反对新法/苏轼列传 编辑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列传 编辑

    苏轼传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

    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

    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紥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入,夕报可。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敦。时光为门下侍郎,敦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敦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敦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敦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

    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遣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轼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十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会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

    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繖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定州军政坏驰,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微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徒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过字叔党。轼知杭州,过年十九,以诗赋解两浙路,礼部试下。及轼为兵部尚书,任右承务郎。轼帅定武,谪知英州,贬惠州,迁儋耳,渐徙廉、永,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初至海上,为文曰《志隐》,轼览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传》,轼卒于常州,过葬轼汝州郏城小峨眉山,遂家颍昌,营湖阴水竹数亩,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

    初监太原府税,次知颍昌府郾城县,皆以法令罢。晚权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时称为“小坡”,盖以轼为“大坡”也。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且言:“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七子:籥、籍、节、笈、筚、笛、箾。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苏轼徒知徐州/苏轼列传 编辑

    原文

    (苏轼)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①,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②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③。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④以守,卒全其城。

    注释

    ①涂潦:泥沼雨水。

    ②畚锸:箕畚铁锹。

    ③版:古城墙之夹板,中填土石,夯实,垒而成墙。

    ④堵:古墙体单位,长于高各一丈为一堵。

    译文

    苏轼调任徐州。黄河在曹村附近决堤,在梁山泊泛滥,从南清河溢出,汇聚在徐州城下,水不断上涨不久就要泄进城里,城墙即将被冲毁,城里的富人争着逃出城去避难。苏轼说:“如果富人都出了城,民心一定会动摇,谁和我一起守城呢?只要有我在这里,就不会让决堤的水毁了城墙。” 于是将富民们赶回城中。苏轼到武卫营,把卒长叫出来说:“河水将要冲进城里,事情很紧迫了,即使是禁军也要暂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您尚且不逃避洪水,我们这些小人应该为您效力。”于是率领他的士兵拿着畚锸出营,修筑东南方向的长堤,堤坝从戏马台起,末尾与城墙相连。雨日夜不停,没有受损的城墙只有三版。苏轼天天住在城上,即使经过家门也不入,派官吏们分别在城墙各处守卫,最终保全了徐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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