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散文
近代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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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版本
近代散文 主要指清代道光、咸丰年间──19世纪中叶前后至“五四”前夕的古文。这个时期在旧文坛上，虽然仍以桐城派为正宗，但是随着时代的巨变和新思想、新潮流的出现和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开始出现新的散文潮流，并不断发生重要的变化，直过渡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古文新潮流
在本世纪开始，桐城派古文继续产生影响。道光中，姚椿《国朝文录》就是继姚氏《古文辞类纂》而编选的。桐城派古文奉唐宋八家古文为正宗，而受时文即八股文的影响，已成为数百年不变之局。在骈文方面，则有阮元的着力鼓吹。道光三年（1823），他自序文集，认为其文或说经，或近于史，或近于子，只有赋即骈体有韵之作，才“近于古人所为文者”。他要继承《文选》序以“沉思”、“翰藻”为文的传统，排斥经、史、子之为文。并作《文言说》、《与友人论古文书》等，以自张其说。
但是，由于道光以来，时代危机的日益严重，为现实所需要的，既不是桐城派古文，也不是扬州派或常州派的骈文，而是各式各样的实际有用的经世之文，因而出现古文的新趋向。不过由于这些新一辈作家无名位或年轻而不为人所重视。首先是包世臣，他著有《安吴四种》，批评 “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艺舟双·与杨季子论文书》），认为“古文一道，本无定法，惟以达意能成体势为主而已”（《齐民四术·再答王亮生书》）。他所要达的意，不是抽象空洞的孔孟或程朱之道，而是实际有用的农、礼、刑、兵之学和河、漕、盐之事。他的《安吴四种》言事说理质朴，“皆经世之言，有关国计民生，不为空疏无用之学”（丁晏《石亭记事·包倦翁〈安吴四种〉书后》）。包世臣的较年轻的朋友魏源于道光六年（1826）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编》，搜采的也都是言学、言治等经世之文。并在《叙》里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等观点，主张文章贵能联系实际，切合实用。在《国朝古文类钞·叙》里，提出“文章与世道为污隆”的观点，即一个时代的文章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有正比例的关系。他认为清代文章“驾两汉两晋三唐而上”，肯定文章今胜于古，否定了拟古主义的基础。魏源著《圣武记》、《海国图志》等，都是针对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有为而发。其文风亦与包世臣相近，朴实晓畅，条理严整，逻辑性强。和包、魏在一起，思想更近于魏源的是龚自珍。他以批判的历史家自任，认为文章和政治必须统一起来。他写了许多实际有用的政论文。如《明良论》、《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罢东南番舶议》（已佚）、《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也写了许多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和杂文 。他的这些文章对现实社会、政治进行批判，“语含酸辣”，在当时被目为禁忌。在风格上龚文与包、魏不同。他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广泛的传统，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语言表达上颇为奇特，一般是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瑰丽中有古奥。包世臣、龚自珍、魏源是嘉庆、道光间新兴的经世文派。惟龚文的文学性较强，把政事和文学统一起来了。此外还应包括同时的汤鹏，他著有《浮丘子》12卷。他们是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近代改良运动的启蒙人物，开启了近代进步文派。他们的古文发出改革清王朝腐朽内政、抵抗外国资本侵略的呼声，对于传统的各种文派以及他们本身的文风问题，大抵则已处于次要的地位，除龚自珍以外，继承的是子史特别是“子”的传统。包世臣以“达意”为主的文，自以为近于“子”，魏源的《默觚》上下亦“子”之类，汤鹏更以著《浮丘子》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