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信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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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信息秩序，是指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专门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系列试图改变信息不平衡或文化帝国主义状态的改革理论。“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是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来的广受第三世界欢迎的一个关于全球传播体系改革的目标。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与其它国家传播系统相互交流文化与信息的新的全球传播体系。这既是第三世界国家对现存的或传统的全球传播秩序造成的信息不平衡、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等现象的不满和对本国文化生存、信息生态可能造成伤害的担忧，也是对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呼吁和期盼，对世界信息传播旧秩序的回应与挑战。

定义

自从世界进入大众传播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传播科技主导着全球传播的话语权，控制着世界传播的权力和“阀门”，它们发布的信息占到全球信息总数的76%以上，它们的文化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结果，第三世界国家就越来越高度依赖西方的传播科技和文化产品，依赖它们提供的各种图书、杂志和新闻、电影、电视娱乐节目，而不能自拔。“就许多情况而言，人们都认为这些文化形式是作为散播消费主义与其它西方价值观的工具而行事，这些价值观系统地剥夺发展中国家对其自身文化传统与视角的控制，同时也阻止他们按照自己意愿享用这一国际竞技场。”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现存的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来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经典解读卡拉·诺顿斯登：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国际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经历了从发展传播研究、文化帝国主义到全球化批判的转变；传播批判学派经历了兴起、发展、受挫以及再次成长的过程。从国际传播实践来说，则主要经历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70～80年代）与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21世纪初）两场最主要的国际传播改革运动。如果要从传播学者当中挑选出一位全面见证这些活动的人是话，那么，芬兰学者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从1963年第一次参加国际传播会议开始，诺顿斯登活跃在国际传播学界已经40多年。在几乎所有传播批判学者身上，都体现出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诺顿斯登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一名传播批判学者以及当时国际记者协会的主席，诺顿斯登亲自参与并领导了20世纪70～80年代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新秩序运动失败之后，他接着组织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谈，在90年代，这些会谈团结了全球公民社会的队伍，为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后来的传播改革活动积蓄了力量。在21世纪初举行的两次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期间，公民社会组织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诺顿斯登本人也作为学界的代表人物，参与了这两次会议。诺顿斯登在国际领域的活动是他在芬兰国内活动的自然延伸。他15岁的时候成为芬兰最年轻的记者，30岁的时候成为芬兰最年轻的教授。在芬兰广播公司期间，他做过记者、编辑以及规划部门主管。成为坦佩雷大学教授之后，他继续参与芬兰媒介政策的制定。诺顿斯登编著的30多本书以及写作的300多篇文章详细记录了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电视交通——单行道？》（1973年）与《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1979年）是建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理论作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媒介宣言》（1984年）与《往事回顾》（1986年）是他总结经验教训的作品。新秩序运动失败以及苏东巨变之后，《超越国家主权》（1993年）、《全球媒介辩论》（1993年）体现了他对过去的反思与对未来的预见。学界、业界，甚至政界对诺顿斯登的活动都褒贬不一。在芬兰或北欧，诺顿斯登既因其学术取向而被贬称作“红色学者”，也因其学术贡献而被称为“北欧民间大使”。在世界上，既有人将他称为过气的新左派的代言人，也有人将他评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五位传播批判学者之一。全球化传播全球化传播可从两个视角来观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前者主要表现于阿芒·马特拉的“传播世界”，后者反映在米歇尔？哈特与安东尼奥? 内格里合著的《帝国》中。在帝国中民族国家不再被看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对经济的调节能力越来越弱。它的权威新的全球权威来代替，这就是“帝国”。在全球化的展开，民族边界在逐渐消失，世界市场从民族国家施加的内外区分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新的自由空间中出现了许多差别。这些差别当然不是自由地在国际空间中发生作用，而是被整合进包含高度分化的、动态的全球权力结构网络之中。”在帝国中，任何国家“不能形成帝国主义的中心。帝国主义已结束。”　“民族身份被移动性、灵活性和大众的永久性分化所代替” 。该书的作者虽然采用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对宏大或微观主体做的却是非历史性的分析。被剥夺了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被抽象地安置在帝国之中，抹煞了围绕市场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构成地形图。因此“帝国”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语境中，在历史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的背景下，以后现代的视角来分析所谓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方式。法国传播学家阿芒？马特拉反对这种传播的非历史性分析，强调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主体对传播流（flux）的挪用，并且把世界传播的逻辑框架和概念工具结构在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经济世界”思想之中。在布罗代尔看来，经济世界中的秩序是由地理原因造成的。沃勒斯坦的秩序是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特拉把自己的理论工具建立在由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引申而来的“传播世界”之中，其理论方法受启发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经济世界”概念以及沃勒斯坦(Immanuelle Wallerstein)发展的世界体系理论。信息和文化在欢呼“世界信息社会”的时候，人们忽略了一个问题：信息和文化的差别。麻省理工学院前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提出，信息社会的基本要素不是原子而是比特。数字化网络就是把讯息转变成比特，然后传输给使用终端，并不关注这些讯息对使用者的含义。而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则对信息和文化的区别作了分析，他认为无区别把文化视为信息，是一种“当下崇拜”、“信息崇拜”，是对文化和记忆的嘲弄。对信息而言，传输通道是最重要。意义的生产不在工程师的议事日程之上。信息的观点忽略了文化是意义的生产和独特性。文化独特性是“身份、意义、尊严和社会革新根源”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出现了“终结”的话语：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民族国家的终结等。这些话语似乎预示着人类将进入一种新的民主大同。出现这些话语的原因在于冷战的结束，人类的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结以及西方民主作为最终的人类管理形式被普及开来，全球化国家对民族国家地缘边界产生解构作用。以信息为主导的社会很快与这些话语发生了联系。“信息自由流动”原则成为资本、商品和资源自由流动思想的补充。想象的工业产品被打入全球服务贸易的行列之中。数字时代的传播特征之一就是信息和文化被整合一起，从而为不加区别地对待信息和文化提供了合法化话语的保障。而这正是发达国家的策略设计。马特拉认为，“传播”概念的意义和应用只有在文化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思考。他在《跨国公司和第三世界》中分析跨国公司的社会文化影响时，提到了两个文化定义参照。一个是法国政治科学家莫里？斯迪威热（Maurice Duverger）的定义：文化是表现既定社会特征的一套技术、制度、行为、生活方式、习惯、集体表达、信仰和价值观。另一个来自哈贝马斯，他从三个社会学维度来分析：语言、工作和权力，并认为跨国公司就是新的制度模型的生产者。在数字化时代，国际传播的能力远远超越了跨国公司所施加的文化影响，大量的文化讯息通过数字网络工具自由地流动于“传播世界”之中。这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福柯在讲权力关系时，认为权力的行使是对他人行为的影响。在讯息交换因不同国家的技术基础设施不充分而产生不平等流动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思考这种赌注所造成的后果？“世界化开始于基层，”因此民族身份的维护，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建构是否需要认真思考？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否是思考这种问题的另一个视角？阿尔伯特。戈尔（Albert Gore）这位“信息高速公路”概念的提出者，为了向“人类大家庭”展示其“网络之网”――全球资讯基础建设（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世界计划，重新起用自18世纪以来预言家先辈们的调子。在1994年3月在对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国际通信联盟大会的代表讲话中，他宣布：“目标在于保证一项使我们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享受的普遍服务，并因此使愿者畅其言的全球对话成为可能……全球资讯基础建设（GII）将不仅是实现民主的隐喻，实际上它通过加广大公民参与决策来支持民主制的运作。其有助于国家合作能力的发展。我于此看到将在全球资讯基础建设创造的论坛中铸造出来一个新的雅典民主时代”。但到现在13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却是9?11事件的策划者和谴责者利用网络在进行着话语论战。网络成为构建的地缘政治博弈的场所，负载的讯息成了构建权力关系的杠杆。“重塑我们文明的权力斗争不只是在民族国家真实的地域内发生作用：它们也表现在虚拟之中。”所以在国际信息传播中，对信息和文化的混淆是市场经济逻辑的产物，讯息传输网络也是建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权力的场所。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往往是和文化相关联的。诺拉-蒙克（Nora-Minc）的《社会的信息化》报告（1978年）由于对电脑技术网络对社会影响的分析成了名著。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文化模式是以它的记忆为基础。西蒙？诺拉和阿兰？孟克认为，随着全球网络的展开，通过知识的数字化来进行意义建构的系统意味着一种有可能把某种独特的思维感觉方式规定为普遍标准的地缘文化模式。单个国家对信息库的垄断，有可能导致从中抽取信息国家民族身份嬗变。他认为，“让美国的数据库来组织这种‘集体记忆’而自我满足于从中获得数据，这就等于一种文化异化。 ”在文化工业语境中，“文化的普及是通过文化工业来进行的。”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在全球化语境下借助现代传播网络的数字化工具进行着无边界的流动，这就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说的“记忆外化的全球化过程”。 “文化产品中的服务最终是真理（Verité）的提供（生产和流通）……个体一旦接受了其中的讯息和真理，就要 ‘皈依’。　”因为“传播的强力之一是对信息接收个体的内化作用，同时，聚合现代人在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体现出传播的社会化力量。”因此，集体记忆外化的过程，是两方面的过程：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集体记忆的强势扩散过程，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自己记忆的异化过程。文化在信息时代中被信息化，在信息自由流动教义下传播开来，作为“身份、意义、尊严和社会革新根源”的文化（独特性）被逐渐边缘化。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沃尔东（Domique Wolton）认为，“文化常常有两个维度：与保持自己根源的文化遗产相联系的身份；为思考同代世界的与历史相联系的开放……现在，开放维度在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中到了如此程度，注重当下，对历史漠不关心，以至于人们预感到身份问题的出现……” 。人类是通过相互传播来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即通过传播变成社会成员。当作为集体记忆基础的文化不断受到外来讯息而发生嬗变时，民族身份就成了对信息传播网络开放的赌注。这样，在数字网络时代，集体记忆嬗变为信息库，文化和信息间的差别消失了。现实的不平等的世界传播关系，在一定程度强化了这种不平等。讯息输出成了新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博弈的途径，网络空间也成了地缘政治空间。“对非发达国家的社会受众而言，传播全球化的结果有可能是主体自身的活动边界被‘他人的欲望’所支配和模糊，亦不排除从反向角度或多或少产生非理性或者反理性的价值取向，如民族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或者有人指出的网络民族主义。”发展历程第一阶段1973年坦佩雷研讨会1973年坦佩雷研讨会召开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70年汉科会议。在汉科会议上，与会者决定对国际电视节目的流向进行调查。诺顿斯登与瓦瑞斯（Tapio Varis）承担了这个调查项目，并在1972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赞助还包括召开一次对调查结果进行讨论的国际会议，这就是1973年5月的坦佩雷研讨会。在这次研究之前，研究媒介信息流通的课题主要集中于报纸，在研究方法上多使用内容分析技术。诺顿斯登的研究则以多个国家电视节目的流通情况为研究对象，并且使用问卷调查分析的研究方法。虽然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如果没有坦佩雷研讨会的推动，那么诺顿斯登等人的调查结果很可能跟以前很多信息流通研究一样，被埋没在学术故纸堆中。坦佩雷研讨会汇聚了政界、业界、学界的声音，是个思想交锋的地方。参加会议的，不仅仅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斯麦兹、席勒、诺顿斯登、戈尔丁（Peter Golding）、以及古柏克（Thomas Guback），还有传统行政学派取向的研究者卡茨（Elihu Katz）。诺顿斯登调查报告的题目是《电视交通——单行道？》，他与瓦瑞斯在调查中证实，报告标题中的问号可以变为叹号，也就是说，“单行道”的现象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触目惊心。在对世界上近50个国家进行调查之后，他们在总结中认为，电视节目的交通是个单行道，主要是从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流向东欧以及亚非拉国家的。调查报告提供了国际信息流通不平衡的关键论据，导致后来一系列的“流通”与“通道”研究。政治上左倾的芬兰总统盖古宁（Urho Kekkonen）出席了坦佩雷研讨会，他的演讲极大地增添了这次会议的分量。盖古宁首先在演讲中引述了人权宣言第19条，重申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然后转向对西方言论自由概念的批判。盖古宁通过这次演讲为即将召开的传播政策会议造势，支持公共报业与公共广播电视的政策。正是在坦佩雷会议上，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开始酝酿。会议最后的总结提出建议：“应该提倡信息在各国之间更加平衡地流通，在这种流通中，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与责任决定本国的文化前途”。这实际上向美国提倡的“信息自由流通原则”提出了挑战。对不结盟国家后来提出新秩序口号最有启发意义的，恐怕是这次会议提出的另一条建议——“应该采取措施，改变当前信息流通在资源与方向方面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后来在不结盟国家发动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的会议上，使用了几乎同样的措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这些研究与讨论的成果。后来，《电视交通——单行道？》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研究报告中成为最畅销的一本。本来席勒曾预言没有人敢将这些内容印发出来，当报告最终出版时，他告诉诺顿斯登：“这可以当作你一生的最高成就了，即使你以后什么事情都不做！”事实上，这确实是诺顿斯登影响最大的学术贡献。1976年不结盟组织突尼斯信息研讨会1976年3月，不结盟运动国家在突尼斯召开信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西方的传播批判学者与不结盟运动国家建立了联系。不结盟运动国家最初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1973年9月，不结盟运动国家第四次峰会在阿尔及尔召开，这次会议认为“帝国主义的活动不仅仅局限在政治与经济领域，而且还体现在文化与社会领域”，因此号召成员国“在大众传播领域开展一致行动”。学术力量与政治力量在突尼斯信息研讨会上结合起来。在会议召开之前，诺顿斯登将坦佩雷研讨会相关文件（库克宁的演讲与席勒的论文等）递交突尼斯信息研讨会的东道国，用于主题演讲稿的起草。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提法（后来统一称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便诞生于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启动了保护国家文化、克服世界信息流通不平衡的项目，要求“摆脱信息殖民化，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几个月后，从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次全体会议开始，这个议题正式进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更加多边的论坛。在经历了意识形态、政治、冷战、媒体报道等各种因素的挤压过滤之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最终留给后人四个方面的具体成果：（1）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媒介宣言》（2）1980年麦克布莱德委员会递交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3）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并延续至今的传播发展国际项目（4）1989年至今为总结新秩序失败教训而举行的十几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谈第二阶段1978年《大众媒介宣言》《大众媒介宣言》的完整名称叫做“有关大众媒介为加强和平与国际共识、为促进人权、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与战争煽动而作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从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次全体会议提议，到1978年第20次全体会议通过《大众媒介宣言》，一共经历了八年的时间，并经历了激烈的论争。1976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次全体会议在内罗毕召开。不结盟运动国家涉及信息流通、媒介自由的新秩序运动成为主要议题。诺顿斯登以三种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芬兰代表团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国际记者协会主席与发言人。争论主要在于媒介的自由与责任，焦点是拟发宣言的第一条与第五条。第一条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大众媒介为促进信息自由与平衡流通作贡献”；第五条认为，“对于战争、暴力、种族隔离与其它形式煽动国家、种族、宗教仇恨的罪恶行为，大众媒介有责任避免提供任何形式的辩护与支持”。[xi]欧美一些国家认为，涉及媒介责任的词句为政府干涉媒介自由提供了借口。由于意见无法统一，会议最后决定教科文组织重新修订宣言内容，两年之后再在下一届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国际信息流通问题进行研究，这就是后来的《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报告》，即《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在回顾1976年这次会议时，诺顿斯登认为，由于不结盟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默契的联盟，才导致西方国家在会议召开时处于被动地位。西方国家推迟表决，实际上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战术。利用这段时间，西方国家主要做了两件事情。首先，歪曲各国关于新秩序的争议：将其定义为媒介自由与政府审查之间的矛盾，由此在西方制造反对新秩序运动的民意基础。其次，推销“信息领域的马歇尔计划”，力图通过支援不结盟国家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来收买这些国家的选票。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谈198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次全体会议上，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提交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这项报告再次提及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被拿来表决。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这份报告的完整性，使之成为国际传播史上的重要文本。此后，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低调处理有关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问题，但是美国仍然表示不满，并于1984年年底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国撒切尔政府也随之退出。美国和英国的退出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减少了三分之一的经费。第三阶段美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新秩序运动失败的标志之一。1987年，西班牙人梅耶（Federico Mayor）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并重新宣扬信息自由流通，这是新秩序失败的另一个标志。从新秩序运动的失败当中，诺顿斯登等批判学者得出的主要教训是需要发动草根力量。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谈就是延续火种与积蓄力量的媒介民主化运动。从1989年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的第一次会谈，到1998年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的第十次会谈，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谈逐渐演化为促进传播权利的国际公民社会组织。2003年，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第一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公民社会力量在此次会议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胜利，发表了《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公民社会宣言》。诺顿斯登代表学界在这次峰会上做了总结历史教训的主题发言。在2005年第二届突尼斯会议上，他主持了学界关于新闻传播教育的讨论。重要文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又称《麦克布莱德报告》，这份报告是隶属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研究委员会对世界信息基础组织结构和传播资源进行三年调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该报告倡导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主张通过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出版业发展，及更多的传播资源共享等措施来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资源不平等的状况。“新世界信息秩序”(NWICO)的论争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NWICO的倡导者们普遍认为，作为旧时代殖民主义的孑遗和延续，现存的国际传播秩序维持并强化了国与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传播结构当中暗含的逻辑还构建了南方对北方的依赖模式，该模式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取代现有的旧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报告共分为七个部分。在简介部分，报告表达了传播作为基本个人人权同时也是所有国家团体集体权利的基本信念。从第二部分开始，报告分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委员会对世界信息传播结构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最后部分则概述了一些调查未能涉及或有待未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强化相互依存性，加强各领域的合作，采用国际的传播标准和手段，新闻的收集和分发方面需重视的问题，注意被忽视的信息盲区，更广泛的资金来源等。《麦克布莱德报告》作为全面反映新世界信息秩序之争的文件，在学术方面是与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该学派在承袭马克思关于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的同时，还密切关注现代跨国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在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受益者无疑是代表垄断资本的少数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难以避免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害。在跨国传播时代，信息和国家主权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以至于“信息主权”这一概念也逐渐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浮出，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弱国在其信息主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不仅在政治方面受到压制，在经济领域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维持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文化的整体性和统合性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对于信息主权问题的关注，又可以引出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该研究将“个别传播大国对世界信息流通系统的支配看做是推行文化扩张主义的过程，而把发展中国家的牵制和反抗看做是抵制文化侵略的过程”，简而言之，发达国家的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以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的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人类文化多元性和丰富性的抹杀和威胁甚至引起了部分发达国家的警惕。国家间信息鸿沟的加宽亦是阅读或研究《麦克布莱德报告》者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时至今日，《麦克布莱德报告》并没有丧失其重要意义：全球范围的信息结构不平衡如故，而愈加猛烈的媒体融合兼并浪潮以及强大的新媒体技术则不可避免地加深着南北双方的信息鸿沟。至今仍在定期召开的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宣布《麦克布莱德报告》的原则与主要提议仍如10年前那样意义重大，其关注的主要对象也已超越发展中国家的范围，而扩展到了更加广义的全球层面上。金融全球化目前在全球金融信息服务方面，还存在着国家和地区之间信息生产和流通的不平衡现象，制约着金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息资源配置不均衡。“信息富有国”和“信息贫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依然存在，“数字鸿沟”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某些地区有加剧之势；二是信息流通的不对等。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至少比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多出百倍以上，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主动地、充分地传达和分享所需要的、切合自身发展的信息；三是信息秩序的不公正。金融信息的发布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的少数机构手中，造成发展中国家难以掌握金融信息的发布权和市场价格的话语权。这种不平衡和不平等，造成金融全球化的不完整性，影响到全球金融的和谐、协调发展，进而阻碍了地区经济乃至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呼吁，努力消除国家和地区之间信息生产和流通的不平衡、不平等现象，逐步建立公平、公正的信息秩序。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应当也能够在推动信息全球化进程中担负起重要责任，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讯社在全球信息传播特别是金融信息的传播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更是金融信息服务的中坚力量。据统计，目前几大世界性通讯社在全球金融资讯市场的份额超过80%。因此，世界性通讯社更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为建立多元、公正、均衡的金融信息秩序发挥龙头作用。关键人物诺顿斯登于1941年降生于赫尔辛基的一个军官家庭。二战时，赫尔辛基是苏联与德国、红军与白军等各种力量角逐的战场，冷战时期又成为美苏意识形态战争的前线。从这种纷乱和冲突的环境中，诺顿斯登从小就懂得：对话与交流永远胜过战争。诺顿斯登生性积极，而人口不多的芬兰也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活跃舞台。17岁在中学时，他已经为芬兰广播电台制作了25篇广播报道；大学新生时，他独自赴瑞士采访心理学大师荣格，这是荣格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大学期间，诺顿斯登就开始主管芬兰广播公司的青年节目。1963年，诺顿斯登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这一年代表芬兰广播公司第一次参加了传播学国际会议，这是他接触传播学的开端。正导致他转向左翼思想的是美国的留学生活。1966年，诺顿斯登赴美国伊利诺大学留学。伊利诺大学向来是美国左翼传播学者的大本营。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斯麦兹（Dallas W. Smythe）、席勒（Herbert I. Schiller）都曾在那里教学。正是在60～70年代，随着反越战、校园动荡、黑人民权和女权运动的开展，传播学批判学派思想开始在美国确立。诺顿斯登在美国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赴美之前还是个自由主义者的诺顿斯登，1967年回国之后却被芬兰极右派称作“共产分子”。从美国回来之后，诺顿斯登在芬兰广播公司担任政策规划部门主管。当时在芬兰广播公司倾向左派的总裁周围聚集了许多年轻的激进记者，他们提出的一个鲜明观点就是“信息节目政策”。这个政策在本质上是促进民主、反对商业化与意识形态控制的。此时，芬兰的传播学研究尚未起步。留学北美时，诺顿斯登采访过拉斯韦尔、贝雷尔森、麦克卢汉等传播学名宿。1968年，诺顿斯登发表“美国传播研究批判”一文，他在文章中认为，美国传播学研究只有数量上的繁荣，并没有质量上的高水平。他还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批判声音的缺失。从世界范围来看，诺顿斯登的这篇文章跟席勒、斯麦兹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一道，属于批判学派最早的声音；而从芬兰本国来看，这属于芬兰传播学的开篇之作。从一开始，批判学派就在芬兰传播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芬兰国家委员会与芬兰广播公司召开汉科圆桌会谈（Hanko Round Table），商讨芬兰媒介政策的走向。会谈认为，当时各国媒介要么服从政治权势，要么服从经济利益，而这两种体制均是实现民主的障碍。因此，这次圆桌会谈要求将媒介从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跟前述芬兰广播工作者提出的“信息节目政策”息息相通。诺顿斯登说：“席勒、斯麦兹以及大部分其他批判学者都是在学术象牙塔中进行观察，而我与我的芬兰同事却能够跟决策者共同规划媒介政策，我们本人甚至可以成为决策者。”芬兰有一种学界、业界、政界密切互动的独特传统，这种互动使学术思想更容易落实到政策当中，结果产生了芬兰早期媒介政策上理论与实践平衡的特点。1969年，坦佩雷大学大众传播系开设了培养广播与电视记者的学位体系，28岁的诺顿斯登最终击败另外一位54岁的候选人，在1971年获得这个教席。他放弃了在芬兰广播公司的工作，成为芬兰最年轻的教授。有了新的平台之后，诺顿斯登在学术界更加活跃。1974年，芬兰大众传播研究协会成立，诺顿斯登是创始人之一。诺顿斯登还在1972年成为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的副主席。1976年，他接受了一个更有争议的职位——国际记者协会主席。国际记者协会主要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记者组织，选一个西方国家的人士担任主席，意在消除人们对苏联控制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组织的流行看法。从官方头衔来讲，诺顿斯登在1976年就已经达到了顶峰，这时他只有35岁。这些学界与业界组织的职位奠定了他领导并参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地位和组织基础。其中诺顿斯登本人自始至终参与的是《大众媒介宣言》以及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谈。数字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人类的信息传播进入了数字网络时代。数字网络传播的实时性、无边界性、互动性、汇聚性（或整合性）等特性促使人们思维和生活的方式发生改变，也为传播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可能。全球化趋势在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协助下似乎变得强势，更加促进了产品和服务的无边界流动，形成了数字化空间中的自由交换景观。网络传播时代的传输终端的延伸就象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鱼》（The Octopus）一样环抱着世界。 “现代化”的发展思维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发展就是硬道理”。但世界传播秩序的不平等，构成“集体记忆”的信息成了民族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赌注。作为民族身份参照的“集体记忆”已不再由传统的民族国家来生产，在信息传播体系中占优势地位的传播机构由此具有了支配他人想象的能力。因此，在数字化时代的传播景观中，“集体记忆”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所激发的新想象及其矛盾，成为21世纪人类传播的新景观。一、数字化时代的传播特征数字化意味着用数字0和1两个符码对不同版式的讯息（音、视、文本等）进行编码，然后借助传输工具输送到接受终端。数字化实现了从模拟信息向数字信息的转化，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数字化传播日益成为一种救世主式的角色。讯息数字化的运用不仅引起了传播领域的根本性变化，而且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化传播使以往相对分离的传播和信息这两个技术领域极大地融合起来，从而使长期以来在民族的、单一技术的、垄断性质的基础上被隔离的数据内容或诞生其中的服务在各种数字化工具（有线网络、电缆、卫星、等等）的支持下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对人们的思维、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字化传播产生的冲击是巨大的，以至于尼古拉？居彦（Nicolas Curien）和皮埃尔-阿兰？米埃（Pierre-Alain Muet）在2004年提交给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CAE)的报告《信息社会》（La société de l’information）中，把数字革命看成继铁路和电力之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他们认为， “数字革命的后果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因为它改变了人类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即传播。数字革命出现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之中：经济、教育、文化实践、社会关系、卫生等。在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明敲响了中世纪体制的丧钟，开启了现代纪元。5个世纪以后，信息传播技术（ICT)产生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使大众对大众的传播随时随地都可进行。”数字化传播具有实时性、无边界性、互动性、累积性、汇聚性（或整合性）等特性，其中，主要的是其整合性。所谓“整合”（convergence），就是把电脑技术、通信技术和媒介信息领域结合在一起。这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是功能整合，就是通过电脑基信息技术系统把信息进行加工，然后通过宽带通信系统输送给使用终端；其次是工业整合，它通过收买、兼并和战略结盟，来加强电脑、IT工业、通信公司和媒介领域的联系；最后，产品和服务整合，整合的产品和服务使媒体信息内容利用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后的形式，它们利用了数字化的投送能力以及互动的个人化服务。这些整合导致的结果是，大量的信息数据库集中在操控传播技术平台和推广能量的集团手中，处于技术弱势的群体嬗变成为信息的消费者。除此之外，应当还有信息和文化的整合，因为在数字化传播的背景下，文化产品被数字化，数字化作为现代传输信息的方法，文化越来越多地根据它的数字化来界定。文化嬗变为信息，失去了历史性，从而使处于新的世界传播秩序下一些群体失去了文化创新和再生的根源。因此，“互联网使人产生一种自己被剥夺的感觉，数字化技术并因此产生的互联网及传播技术又被融合进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之中” 。信息技术和网络诞生于美国的军事试验室，借助公共投资发展起来。数字化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像以往的新的重要发明一样被赋予救世的力量，似乎自身产生社会、文化和政治规范的能力。数字化网络是人类科技进步的成果，应当为人类所共享，从而对人类社会实施有效的治理。但这些技术更加把社会性、知识、文化、安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身份、权力等当成利益集团间和国家间博弈的赌注，全球不平等的经济和传播秩序又把数字技术推上了和文化帝国主义合谋的被告席。二、全球传播秩序布罗代尔认为：一个经济世界可界定为由三部分组成的事实：1）它有一个给定的地理空间；因此有用来解释它的和变化的范围；2）经济世界常常有一个支配城市代表的极（ple）或中心……此外，它可以在一个经济世界中存在两个中心……3）整个经济世界在连续的区域进行分配。心脏区（coeur）指围绕中心的地区……随后是中间过渡区，围绕心脏区。最后是大量的边缘区，它们在作为经济世界特点的劳动分工中处于依赖和从属的地位，不只是参与者。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的生活如同炼狱。充分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地理位置。沃勒斯坦在布罗代尔、马克思和依附理论的影响下构建了自己的“经济世界”(économie-monde)，在这一世界中，边缘地区要服从中心地区的需要。在布罗代尔、启蒙共和思想等影响下，马特拉建构了自己“传播世界”（communication-monde）体系，马特拉主张应该所有参与传播者共同享有传播权（jus communicationis），实现传播的民主化。马特拉对世界传播秩序的分析在20世纪70年代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分析中已被采用，来表达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在数字化时代，这种传播秩序仍不过时，反而在全球化语境中借助先进的传播技术进一步强化讯息的不平衡流动。如世贸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2007年8月17日在科伦坡（Kuala Lumpur）所说，“的确可以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全球化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马特拉传播秩序的关键是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找出传播的等级逻辑，即中心-过渡-边缘。多米尼克？马丹（Dominique Martin）等在《全球的嬗变：全球化社会学》中则认为，由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在1952年提出的“第三世界”概念仍然没有过时，“这些国家虽然有自己的不同特征，但仍旧存在着共同的、依赖发达国家的事实，从而（重新）导致了不发达状态。”因此，从后现代观点来审视全球化传播，在实践上会产生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沆瀣[xiè]一气的负面效果。2.数字鸿沟、传播秩序与权力数字鸿沟是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的“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差距。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这一问题日益引起重视。在某些人看来，数字化网络似乎成了传播秩序上游集团的特权领域。对数字鸿沟的分析基本从两个角度来进行：首先是对信息传播技术，主要是现实的数字化连接，对分隔“富者”和“穷者”间因素的量化分析；其次，搁置技术连接性，从与信息传播技术相关的文化和能力方面进行分析。这些基本上是社会技术层面的经验性分析，如果把这种分析提高到世界传播的框架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把数字鸿沟与不平衡的传播秩序结合起来将更具有建设性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世界经济秩序和信息传播秩序不平衡造成的人类无法共同享有科技进步成果，另一方面数字鸿沟又强化了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讯息的不平等流动是对人类民主乌托邦梦想的讥讽，数字化全球传播秩序在时间上实际上降低了世界权力关系重构的可能性。在福柯看来处，“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一种结构或一种某些人被赋予的力量；它是在给定社会中复杂战略关系的总称。”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播信息流动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体现着传统权力观向福柯权力概念的过渡。以往一个群体通过宏大的具有压制功能的否定机构向另一个群体施加的影响的做法（如武力侵占的帝国主义形式）逐渐过渡到现在的靠不可见的交换关系来继续对他者施加这影响（如文化帝国主义）。数字鸿沟的出现更加强化了这种影响的可能性，因为一方面数字鸿沟导致信息流动失衡的加剧，另一方面“权力的行使不仅受可能性条件来支配，而且通过这些条件来进行。”在马特拉的“传播世界”的传播秩序中，存在传播的等级性交换关系，在这里，传播工具既是生产力要素，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传播是对社会关系的整合。在福柯看来，“事实上，权力意味着关系，一种或多或少有组织的、等级化的、协调的一组关系。”在这种等级关系中，发达国家处于信息传播的上游，掌握着庞大的信息数据库，当我们说百分之六七十的信息来自于美国时，至少这体现出了某种事态的严重性。然而，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下，发展中国家努力寻找着自己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像席勒所说的封闭自居。福柯在分析企业老板与工人的关系认为，工人规训不是老板强加的，“这是因为对自由劳动力的紧急需求。”同样，发展中国家虽然面对发展和被异化的困境，还是参与了全球化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历史传统统治秩序的产物。例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在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探讨依附理论时提出，拉丁美洲的欠发达是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及其矛盾发展的产物；他把依赖看作是理性逻辑造成的，这里霸权中心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他卫星地区则服从于来自中心的刺激。托马斯？瓦斯科尼(Thomas Vasconi)则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探讨了拉丁美洲的“欧化”和地区的“异化”，指出拉美依附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对全球信息不平衡传播的运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论战平台，但美、英等国借口该组织讨论的信息传播新秩序过于“政治化”而退出教科文组织，以及后来苏联等原因导致了争取全息传播信息新秩序运动的式微。这反映了发达国家对国际权力运作的利用。因为“权力是一套对可能行为产生影响的行为……权力能刺激、诱使、转向、扩大或限制、增加和减小可能性、改变难易程度，总之，它能完全迫使或阻止。”发展中国家始终在发达国家主宰的经济或传播秩序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针对前苏联提出来了信息自由流动教义，并且在联合国组织内合法化自己的信息自由流动教义，现在这种教义逐渐被吸收进自由交换的思想之中。在新自由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民族国家似乎表现为自由参与市场经济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过程。但这却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的圈套。因为，根据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当权力的行使被定义为对他人行为施加影响的行为方式时，这里包含一个重要的因素：自由（liberté）。权力只有对‘自由主体’(sujet libres)施加，而且因为他们自由了，才能被施加权力。在决定性饱和的地方，就不存在权力关系。但在全球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与宏观主体参与全球化的意愿似乎是自由的。他们是全球商业共和国和信息自由流动中具有自由表达权利的“公民”。发达国家通过自己的策略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并不断巩固着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这常常是发达国家的目的，尽管马特拉不认为不平等交流不属于任何阴谋论，但席勒却不这么认为。信息的传播也是发达国家取得优势地位的策略。福柯认为，“一个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且生产这种支配，这当然是一套预谋的战术在保证统治的重要战略中的作用发挥。但是在规定、再生产、增长和巩固现存权力关系的战略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生产关系。”因此，世界传播秩序的不平衡和数字鸿沟的出现，有着再生产和巩固信息流动不平衡关系的趋势。发展中国家面对这种情形，民族身份、民族想象、发展的源泉等都成了亟待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世界交换中的权力关系，使优势地位和劣势地位成了发展的赌注。

大众传播时代

新世界信息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