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书局
民国时期民营出版发行企业
条目
历史版本
世界书局是民国时期民营出版发行企业。1917年由沈知方在上海创办。1921年，从独资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设编辑所、发行所和印刷厂，在各大城市设分局。沈知方任总经理。初期，以出版小说为主。从1924年起，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三足鼎立。1931年，世界书局出版的《世界杂志》第2卷第5期上，登出马伯相所写《为日祸敬告国人》一文，号召共赴国难，抵抗暴日，并刊印了日寇侵略的照片，随后又出版了《日军侵略满蒙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等书，吹响了抗日御侮的号角。1934年，因经济周转不灵，沈知方被迫退职，由陆高谊任总经理。抗日战争期间，林汉达主编的英文文学读本颇负盛名。1946年，李石曾出任总经理。1950年宣告结束。共出书约5500余种。代表作《世界杂志》。
创始人
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祖上是藏书世家，不过至其父一代，已是家道衰落，仅有薄田数亩，靠摆书摊为生。沈年少时，就被父亲送到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1899年进上海广益书局，1900年入商务印书馆。学徒生涯，四处赶考卖书，让他熟悉了各地的书业行情，培养了浓厚的商业意识，积攒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他在商务供职，虽未见重用，却深得老板夏瑞芳赏识，着意笼络。据说，沈在商务经常不按时上班，同事既有闲言，股东亦有碎语，夏瑞芳时为他袒护，说他“才气宏阔”，一旦让其离去，日后必将成为商务之患。夏的预言不幸而言中。1912年，商务的劲敌中华书局创办成立，翌年，沈知方就被中华挖了墙角，委之以中华书局副局长的重要职务。在中华书局1913年4月20日股东会议上，局长陆费逵所作的报告中，有专门一段对他的评价：“沈芝芳（知方）君于营业颇有经验，既出商务印书馆，由本局延充副局长，到局已两月余，极称得力。”沈的“得力”，主要归之于他别出心裁地促成了各地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乡绅，与中华书局合资开设了众多分局，解决了中华书局草创伊始资金、人力不足，而要与商务竞争，开分局又势在必行的难题。这个办法，投资少，收效快，竞争能力强，确保了中华书局初始几年迅猛发展的需要，也奠定了中华与商务分庭抗礼的出版地位。 ；当1922年脱离了中华书局的沈知方，在其自行创办的世界书局，开始大张旗鼓地筹措中小学教科书出版时，此次如临大敌的，就不光只是商务印书馆了，同时紧张的还有中华书局。昔日的这两大冤家，此时由对手而联手，共同合资创办了国民书局，以低至成本以下的价格倾销教科书，试图挤掉世界书局，然而还是败下阵来。论质量，三家其实在仲伯之间，沈出奇制胜的招数，在于他另寻了一条销售教科书的新路子。商务、中华的教科书发行模式，是把分支机构开在全国大、中城市，而世界书局走得更远，把教科书销售网络的终端，延伸到商务、中华鞭长莫及的县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办法不是设分支机构，而是在全国各地设立特约经销处，外地书店在预先向世界书局交纳部分保证金后，便有权挂起“世界书局某地特约经销处”，甚至是“世界书局某地分店”的招牌，享受着某一特定区域内该社所有图书的营业独占，这样便极大调动了各地书店推销世界版教科图书的积极性。而对世界书局来说，完全不用总部派干部，不必花钱租赁房屋和装修，只需将一定数量书赊销给经销处，简便而易行。这是于社店双方均为有利的好办法，因而很快取得成功。
沈知方是发行教科书的奇才，更是出版畅销书的高手。他熟悉一般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在捕捉畅销书题材方面，有着良好的嗅觉和过人的胆识。1920年代初、中期，正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大行其道的当口，世界书局或是将旧小说加以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后廉价发售；或是许以高额稿酬，将张恨水、不肖生（向恺然）等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作品“买断”，很是出版了一些影响面大、行销范围广的通俗性畅销书。另外，沈知方采用书刊互动的出版策略，在出书的同时又出版相关杂志。李涵秋和张云石主编的《快活》，严独鹤和施济群主编的《红杂志》，严独鹤和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施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均在世界书局的强大宣传攻势下，一时风行海内外。世界书局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主要的鸳鸯蝴蝶派出版阵地，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