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后 ,我离开上海回到故乡,起初是参加了抗日群众运动,办报纸,以后家乡沦陷,躲藏在乡下养病。这样,不但离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书本。有三年多我只能苦思冥想,连谈话的朋友都没有。这才体会到两句古话:“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于是逃出沦陷区,先在黄山脚下做了一个学期刻腊纸的抄写员,然后跑到四川当流亡学生,念完高中课程。我不但补足了数理化,也恢复了自己学的习惯,把能弄到手的一本英文书Hays and Moon的世界史念完了,还读了冯友兰先生的新著《新理学》和《新原人》。冯先生的哲学吸引了我,因为他提出来的的确是哲学问题,与我自己想到的连起来了,但是他的主张和方法并没抓住我,我不能完全满意,因而没有满足。可是因为冯先生的缘故,我下定决心要学哲学,而且要到西南联大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