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的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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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是明代哲学家王守仁于正德四年（1509年），在贵阳提出的重要哲学命题，详细论述首见于《传习录》上卷与王守仁与弟子徐爱的对话，[1][5]是王守仁提出来的哲学理论，即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知是指内心的觉知，对事物的认识，行是指人的实际行为。[6][7]王守仁认为，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并不是指知行两者指涉同一对象、二者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是不能割裂的，知行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8]知行合一，致良知，是阳明文化的核心，主张知行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9]
“知行合一”命题的提出，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王守仁的个人经历。在王守仁所处的时代，士大夫之族知与行分作两段，为了做官，为了荣华富贵，多口言仁义，笔写道德，但在心里，在实际上，都常常违犯仁义，背离道德。[10]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乱政，众文官上疏弹劾，文渊阁大学士刘健谏言遭贬，[11]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人被捕。[12] 同年十一月，王阳明上疏劝谏营救戴铣等人，触怒刘瑾；次月，王阳明被罚廷杖四十、羁押入狱。[13][11]正德二年（1507年）春，王阳明官贵州龙场驿丞；[14]赴任途中又遭遇锦衣卫追杀，险些命丧舟山。[15]自幼锦衣玉食的王阳明，在遭遇一系列人生变故后，突然于贵州龙场顿悟，创造性地提出了“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说，史称“龙场悟道”。[15]此外，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也是在回应朱子的“诚意”难题，特别是回应朱子所强调的“意不能以自诚”和“诚意”的先决条件是“格物致知”等一系列论断。[16]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17]
载录“知行合一”命题的代表著作是《传习录》，该书共上、中、下三卷，由王守仁的门人徐爱、钱德洪等根据平时记录辑成，编入《王文成公全书》，作为首篇。书籍内容包括与门人的问答和信札两个部分，重点讨论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论点，是研究王守仁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料。[4]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是一种讲内心“省察克治”的唯心主义道德修养学说。他所谓不曾被私意隔断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良知，认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行。[18]王守仁的知行观，从道德内省意识与道德外发行为之“一时并到”角度取义，引发了明代气学学者的批评。如王夫之等，认为王守仁“知行合一”的观点容易使人误入迷途，“不以身心尝试焉。”[19][20]此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道德水平和实学氛围，后世也在朝鲜、日本等地广为传播，产生了一定影响。[21][22][23]在当代治国理政中，习近平曾多次强调践履“知行合一”，并对知行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理论阐述与实践探索。[24][25]近现代学者冯友兰认为：“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在心理学上，实有依据。”[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