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真
诗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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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柏拉图提出诗乃神灵附身的观点，以文艺是否揭示真理作为衡量诗歌与悲剧的标准，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文学是人类的制作之物，服从于自身的美的规律，西方文学思想由此产生了两大流派。前者认为艺术是真理的揭示者，后者则关注艺术的制作规律和美感。这两种观点在文学理论上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2]。
柏拉图在其《伊安篇》中提出的诗人灵感创作理论，以及在《理想国》中对诗人与真理关系的论述，影响深远。黑格尔则在美学领域提出了艺术终结论，认为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尼采的思想经历了从早期的浪漫主义到后期的批判性转变，他认为艺术不应仅限于美，而应与真实相关联。海德格尔则继续探索艺术与真理的本质联系。萨特的作品体现了文学的介入性和塑造个体存在的重要性。卡夫卡和里尔克的作品则展示了艺术与真理之间的紧密联系。罗蒂和伊格尔顿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立场，前者强调文学的经典价值，后者则倡导文学的文化研究。普鲁斯特、卡西尔、艾略特等人则支持艺术的制作论，强调艺术的分析和预期性。俄国形式主义、文本细读、英美新批评、欧洲符号学、法国结构主义等学派在20世纪上半叶占据了主导地位。纳博科夫和昆德拉则分别在小说分析和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罗兰·巴特和苏珊·桑塔格则在文学批评领域有着独特的贡献。康德和阿多诺则在艺术自主和社会功能之间寻求平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