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开创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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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西方称“High Qing”，是清朝的鼎盛时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一般认为，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后即为盛世的开端，嘉庆元年（1796年）川楚白莲教起义标志着盛世的灭亡。[1][2][3][4][5][5][6][7]
康乾盛世期间，中国的人口、财力和事功等各个方面都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了极致。在疆域上，清朝政府统一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台湾，奠定了如今中国的版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8]在政治上，三位帝王采取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手段逐渐消除了朝野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对前明的留恋，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康熙帝削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叛乱；乾隆帝则有自诩的“十全武功”。[9]同时，火药技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火器也在军中被广泛使用。[10]在经济上，康熙帝亲政后便颁布“停止圈地”政策，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下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人口税，仅征收田租。通过引进番薯、玉米等高产外来农作物大幅提升粮食产量，推动人口快速增长。他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在六次南巡期间，康熙考察民情习俗，亲自监督河工。国家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飞速发展，促使康乾时期的经济占比居世界首位。18世纪来华的英国人曾比较中西，推断康乾时期中国的“国家收入是英国总收入的四倍，法国瓦解前总收入的三倍。[11]。在人口上，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2]在外交上，除了与周边的藩属国往来，还与日本、英国、俄国以及西洋国家的传教士建立了外交联系。[13]在文化上，这一时期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在内的“御纂[zuǎn]诸书”，诗歌、小说、戏剧以及考据学都蓬勃发展。[14]在科技上，天文历法、数理科学、医药、测绘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5][16]此外，音乐、书法、绘画、建筑园林和工艺美术等文艺也大肆兴起和发展。[9]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大统一、大发展时期，社会稳定，国泰民安。[3]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认为，康乾盛世是帝国时代最恢弘的一个盛世，也是帝国时代最后一个盛世。[11]但这一时期人口持续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导致人均生活水平下降。旱灾、水灾等给百姓的 生活带来了困难，加上钳制言论和思想控制，固步自封，乾隆帝晚期更是吏治腐败，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导致了盛世最终结束。[17]
概念由来
中国古代政治上，“盛世”的概念始现于东汉初年崔篆的《慰志》赋中。[18]当代学者陈香在《中国古代“盛世”审视》一文中指出“所谓盛世，一般指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由乱到治，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政权稳定和社会繁荣昌盛。盛世的标志包括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方面。”[19]古人对于治世与盛世并未明显加以区别，大部分情况下，二者是同一个意义。[20]学者杨联合在《值得商的历史概念：封建盛世与治世》一文中认为“所谓治世或盛世，只是相对来说，是封建统治者注意调整统治政策后而出现的政治清明、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21]因此，康乾盛世也可以称作康乾之治，因历时康熙、雍正、乾隆三 代君主，又被称作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11]而关于康乾盛世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了解决人口增长给社会带来的问题，康熙帝下令全国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来，乾隆帝也宣称：“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盈”，表示国家进入了全盛时期。[22]“康乾盛世”便逐渐流行，并被文人学士广泛接受，记载下来并流传至今。[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