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娃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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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德·波伏娃（法语：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下文统称波伏娃）[4][3]，原名西蒙娜·露西·欧内斯汀·玛丽·伯特兰·德·波伏娃（法语：Simone Lucie Ernestine 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5]，出生于法国巴黎，毕业于索邦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伏娃是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和女性主义哲学家，是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年）被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的“圣经”。[4][7][5]
1908年1月9日，波伏娃诞生于法国巴黎一个保守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家庭，5岁半进入了一所天主教的私立学校学习，9岁那年，波伏娃结识了同学伊丽莎白·拉库万（Élisabeth Lacoin[8]），与她成为几乎一生的好友。[4][2][9]1926年到1928年间，为了进入当时不对女性开放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伏娃在索邦大学先后拿到了哲学史、哲学概论、希腊语、道德和心理学的高等教育资格证，最终获得了索邦大学的哲学文凭，成功在1929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参加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伏娃结识了自己一生的伴侣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10][5][11]
1943年，波伏娃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女宾》[5]，并在之后创作了更多的小说、哲学散文、社会研究和访谈作品等，包括四卷自传，如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巩固了她余生的女权主义形象；1954年出版的小说《名士风流》则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波伏娃还在1945年和1979年分别创办了杂志《现代》和《女性问题》。并且，波伏娃不仅和萨特一起利用自己的名气为各种政治事业发声，还用创办组织、发表宣言等实际行动支持女权运动。[9][5][6][12]1986年4月14日，波伏娃在巴黎科尚医院因肺水肿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8岁。去世后，波伏娃与萨特合葬在法国的蒙帕纳斯公墓。[9][5][13]
波伏娃作为女性主义先驱之一，强调性别压迫的复杂性和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中的次级地位，提出了“他者化”的概念。她反对将女性视为天生的被动对象，认为女性是经过了经过社会和文化的塑造才成为了"女人"。[14][15][16]在存在主义哲学方面，波伏娃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伦理学，持有“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的观点，但波伏娃对自由与个人关系的理解中更看重自我与他人之间积极的可能性。[17][18]波伏娃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她主张消除不平等和压迫，呼吁建立一个公正和自由的社会制度。[19][16]在宗教观念方面，波伏娃是一个无神论者。[5][6][4][2]
波伏娃善于使用多个学科的批评方法，拥有广阔的视野，这使她的研究几乎跨越了文学、哲学、文化和生活的所有领域。[20]文学方面，波伏娃的作品在法国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14][21]，其文学作品中始终承载着她的哲学思考，[20][22][23]她的回忆录作品充分地阐述了她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观察与思考，明晰表达她所率先实践的那些尖锐、前卫甚至是出格的思想与情感。[24][20]哲学方面，波伏娃与萨特都分别被认为是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且波伏娃在哲学上的研究突破了萨特的局限，有自己的创新性成果，她在存在主义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等众多领域中的贡献足以使她成为与萨特齐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25][26]社会影响方面，波伏娃直接为法国通过安全避孕和堕胎法做出了贡献，是女权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被视为现代女性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她的存在主义女性思想为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7][27][1]对于中国，波伏娃的思想和作品不仅启发了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中国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还影响了中国的文化界。[28]而且，波伏娃对于中国的纪行作品《长征》用雄辩的事实和精深的分析驳斥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红祸论”的文化偏见，在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为关于中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9][29][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