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盛世

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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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盛世,又称永乐之治,是明初三大盛世之一,指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期间,在明成祖朱棣统治期间出现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的盛世。[1][2]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受封为燕王。[3]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其长孙朱允炆登基称帝,即明惠帝,也称建文帝。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因建文帝施行削藩,朱棣遂起兵反抗,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次年改元永乐。[4][5][6]朱棣即位后,施行了一系列治世措施。永乐时期,在经济方面,以“斯民小康”为致治纲领,与民休养、鼓励农事生产,迁徙安置大量流民、兴修水利疏通大运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手工制造业如矿冶业、制盐业、造船业得到进一步发展;[7][8][9]在政治方面,继续推行削藩政策以加强中央集权,大兴科举儒道,初步形成了文官执政的内阁制度。[10]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北京从此成为明朝的政治中心,在地方设置管辖架构,比如东北、西北、西南设立行省或管理司,设哈密卫、贵州建制等。[11][12][13]在文化方面,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集成古今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编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这本典籍包容了先秦以来所有经典的书,客观上备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书不至于失传。[14][15]在外交方面,积极与东南亚及中亚各国展开交往,形成了良好朝贡关系。永乐期间,宦官郑和先后七次远航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对外宣扬国威,大力开拓海外交流,扩大了明朝的影响,与世界多国建立了友好关系;派陈诚出使西域,开创了万国来朝局面。[16]在民族关系方面,明朝与西域诸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交往,安抚蒙古、女真、西藏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各部,使得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例如,永乐七年(1409年),在东北设置奴儿干都司,下辖130多个卫所。[17][18][19][20][21]在军事方面,改革军制、建立京卫,朱棣先后五次亲征漠北,以保证边境安宁,又于永乐四年(1406年)出兵平定属国安南(今越南)作乱,并于永乐五年(1407年)在河内设立交趾布政司(行省),使其成为当时明朝的行省之一。[22][23][24]
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延续和发展了洪武之治的部分国策,政治相对清明,社会较为安定,生产发展快速,国力渐至强盛,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强国地位,并为之后“仁宣之治”奠定了基础。[25][26][27][28]清代所修《明史》中对评述永乐时期“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肯定了治世成就。[29]

概念由来

当代学者刘后滨在《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一文中指出“所谓盛世,指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成果,主要特征是在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达到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的局面”。[30]学者杨联合在《值得商榷[què]的历史概念:封建盛世与治世》一文中认为“所谓治世或盛世,只是相对来说,封建统治者注意调整统治政策而出现的政治清明、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31]而“永乐盛世”的后世肯定最早见于清代所修《明史》中评述“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提出了盛世一说。[29]当代明史学者晁中辰在《论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还是“永宣之治”》论著中提出“正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组织三千文士编纂[zuǎn]《永乐大典》,五征漠北,八十万大军下安南,大规模营建并迁都北京,浚通大运河,使大运河一年的漕运能力由不过五十万石提髙[gāo]到五百余万石;陆续兴办一些浩大的工程却国力不绌,这种盛世景象,是明朝其他时期见不到的”,认为称“永乐盛世更合乎历史实际”。[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