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结盟
发生在四川冕宁的革命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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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版本
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在刘伯承的率领下，来到彝族拖乌地区时，受到了当地彝族武装阻拦。刘伯承了解这一情况后，通过通司(翻译)向阻挠的彝族武装喊话：“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从这里经过是借道北上抗日”。并反复阐明红军的性质和政治主张，经过通司联系，双方进行交谈，小叶丹和刘伯承在彝海边以水代酒，结拜为兄弟。[4][1][5][3]1935年5月23日，红军在小叶丹的护送下顺利通过彝区直抵安顺场，后续的红军大部队也沿着这条路顺利经过彝区。彝海结盟为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也在彝区埋下了革命火种，帮助彝族人民建立了革命武装——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1][2][3][5]
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和重大胜利。[4]
背景形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备受威胁，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中国苏维埃革命进入低潮，深受封建地主和国民党地方军阀残酷剥削的民族聚居区群众，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样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进需要彝族群众帮助，彝族群众实现自身的解放也需要红军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族人民生死相依的命运。[3]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正确领导下扭转了革命局势，掌握了战略转 移的主动权。5月上旬，党和红军抵达四川会理并计划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我国西北地区创建新的 根据地。5月15日，红军离开会理向西昌、大渡河方向前进，为粉碎蒋介 石妄图让“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红军必须赶在敌人之前抢先渡河，而途中必经凉山彝族聚居地区，顺利通过该地区便成为 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关键。 由于历代统治者和国民党军阀对凉山彝区的残暴统治，导致该地情况十分复杂。一是统治阶级实行 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手段使彝族和汉族之间存在严重的民族隔阂，“以夷治夷”的政策十分冷酷残忍，彝族 聚居区的奴隶和平民由黑彝奴隶主和家支头人掌控，统治者把部分家支头人关押在牢狱中当作“彝质”， 以此加强对彝族人民的控制。此举受到彝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加剧了彝族对汉族的不满情绪。二是统治者对凉山彝族聚居区实行严格的封锁政策，导致凉山彝族聚居区与外界隔绝，经济无法得到发展，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