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国民党称之为武汉分共，或视之为“清共”的一个环节）爆发于1927年7月15日。在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北伐（1926年至1928年）时，原先采取“联俄容共”的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在北伐期间，国民政府内部就容纳共产党与否的问题，于1927年分成南京（蒋中正等领导）及武汉（汪精卫等领导）两政府。武汉方面最初仍主张容共，其后与共产党发生摩擦，再加上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人士的表态要求分共，汪精卫乃于7月15日当日，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 政变背景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步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1927年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送给汪精卫看，幻想争取汪精卫的同意。汪看后暂时没有表态。他向罗易说明：“这件事很重要，要交给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后再作答复。”随后，他把这份文件给在武汉的主席团成员看，仅对谭平山保密。6月10日至11日，汪精卫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会后，汪精卫便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加快了 分共的步伐。他回到武汉，即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成员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认为讨论的“不仅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还是过些时候”。6月中旬，唐生智的主力部队从河南撤回武汉，公开站在反叛的军官一边，镇压工农运动。接着，唐生智以“解决湘事”为名回到湖南，开始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应冯玉祥的要求，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国民政府部长的职务。6月29日，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攻击工农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同日，何键和负责武汉卫戍任务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协同动作，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捣毁、解散各业工会。南京方面对何键的反共训令表示欢迎，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反共产的理由材料，都要来得新颖切实”。何键继续煽动说：“民众的敌人，是万恶的共产党。三民主义的敌人，也是万恶的共产党。共党不灭，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鉴于汪精卫集团已在公开地准备发动政变，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3日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员，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政变经过
1927年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 讲话。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并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他攻击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他歪曲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的目的，说什么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汪精卫声称，“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苏联的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