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赋选

汉魏六朝赋选
《汉魏六朝赋选》是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概括介绍

赋的原来意义是“铺陈其事”,为我国古代文学的表现方法之一。《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制,形式介于诗歌和与散文之间。但从其渊源来说,它是诗歌的衍变。所以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又说:“大儒孙卿(即荀子)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因此,他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诗与赋列为一门,并分别举出屈原和荀子两家来作为辞赋之祖。
大家都知道,从楚辞开始,以较长的篇幅和优美的词藻来发挥想像,倾诉感情,就成为战国后期人们所欢迎的文学形式。就荀子的《成相篇》和《赋篇》看来,作者也正是利用这种文体,以表达他对当时现实的态度,并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屈原和他稍后的宋玉、唐勒之辈都是楚人,荀子著书、终老于楚,可见赋又是楚国的一种新兴文体。但屈赋和荀赋(屈原本人并未称他的作品为赋,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子)又各有其特色,一般说来,屈赋重在抒情,荀赋重在说理。到了西汉,因五言诗尚未进入文人文学的领域,文士的创作主要在于辞赋,于是作赋之风大行。加上帝王的赏玩和鼓励,有些文士,便以作赋献赋当作求官的门径。同时,由于作赋者日多,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有了发展。较诸楚辞,诗歌的成分已逐渐减少,而散文的成分有所增加;内容方面,于言志抒情之外,复多状物叙事之作。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汉赋的体制较接近于荀赋,而词藻则多取资于楚辞。清人王孙在《读赋[zhī]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chī]文,乃从荀法;贾傅以下,湛思渺虑,具有屈心。抑荀正而屈变,马(司马相如)愉而贾(贾谊)戚。虽云一,略已殊途。“这话不是没有见地的。因为汉赋既是诗歌的衍变,所以汉代人就有读赋的习惯。根据记载,当时的人朗诵楚辞,是有特定的音律节奏的。一直到隋代,还是所谓楚声的专门家,以清切的音调博得人们的欣赏。(见《隋书·经籍志》)又如汉元帝的宫女能读王褒的《洞箫赋》,固然这是供帝王娱乐之用,但也说明赋在当时 的影响。由于赋的文彩与音节都能在视听上使人愉快,而赋的铺张手法又能激发人们的想像,因此它就很能适应当时统治者的兴趣和要求。
至于内容方面,汉大赋多少也反映出汉帝国繁荣上升时期的气象,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一些物质文化上盛况。如司马相如扬雄那些描写宫苑游观的大赋,到了班固张衡,就扩展到都城建置的叙述,生动地介绍了汉代名都大邑的规模,以及各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而更晚一些的西晋左思,又在他的《三都赋》里总括了中原、东南与西南三大地区的地理历史、物产文化,等于一部有韵的方志。这些赋中的词汇,对了解当时上层集团的辞令、仪节以及博物知识等,也都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左思有鉴于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的赋,对物产、建置的描写和记述,有虚夸失实之处,所以他作《三都赋》时,写到山川城邑、鸟兽草木、风谣歌舞等等,都是依据地图、方志,以及各处风俗习惯而加以考订的。皇甫谧曾称赞他:“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