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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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版本

爱国启蒙运动（朝鲜语：애국계몽운동），又称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是指韩国在1904年—1910年间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心、以恢复国家主权为目标而展开的养成实力与开启民智的一系列民族主义运动的总称。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兴起、舆论启蒙运动、教育救国运动、实业救国运动、国学研究、新文化运动、宗教运动、国债报偿运动等。其兴盛阶段是1906年—1908年，与义兵运动共同构成了旧韩末民族抗争的两大潮流。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控制大韩帝国。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韩国先觉知识分子认识到培养民族实力和唤醒民众觉悟的重要性，试图透过结社、舆论、出版、集会等诸多手段，启发韩国民众的自立自强精神和加强民族团结意识，通过促进民族产业和教育的发展来增加民族实力，最终实现独立自主。代表人物有张志渊、申采浩、朴殷植、梁起铎、周时经、南宫檍、尹孝定、吴世昌、安昌浩、李儁等。然而，随着日本的压力增大以及韩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次运动没有达到收复国权的目标，并随着日韩合并而结束，但在朝鲜半岛历史上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历史背景

朝鲜自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而开港以后，逐渐向近代化转型，民族资本主义不断发展。1897年大韩帝国建立以后，政府开始实施“光武改革”，大力殖产兴业，鼓励工商。在运输业、金融业、纺织业、农林水产等行业上，韩国民族资本主义有较快的发展。这种情况致使韩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发育，为一系列的近代化运动奠定了经济基础。1884年甲申政变、1894年甲午更张和1898年独立协会运动是韩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一次次高潮，其领导者从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势力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式亦从自上而下过渡到自下而上。20世纪初的爱国启蒙运动正是继承上述变革运动而产生的新一轮高潮，资产阶级通过启蒙思想家提出自己的要求与主张，反映了韩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集结与发展已到了新的高度。因而韩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爱国启蒙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

而韩国所面临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则是催生爱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与直接的原因。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列强加剧了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在经济上的侵略更是让韩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深受其害。日本、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争相掠夺韩国的铁路、矿山、电信等利权，导致韩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与日本为首的列强的竞争中举步维艰。韩国进步知识分子切感外国经济侵略的危害，爱国启蒙运动的发端便是反对日本的利权掠夺。而比经济侵略更紧迫的危机则是当时日本对韩国实施的保护国化政策，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了朝鲜半岛，于1905年11月17日强迫大韩帝国政府签订《乙巳条约》，使韩国一步步堕入殖民地的深渊。著名启蒙运动家张志渊在条约签订后发表《是日也放声大哭》一文，疾呼救亡，其他知识分子亦试图在保护国体制下探索恢复韩国主权、实现富强独立的道路，于是掀起了爱国启蒙运动。

爱国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是近代民族主义，而韩国的民族主义并非是在这一时期一蹴而就，而是从19世纪70年代产生的开化思想一路发展而来。开港以前，韩国人自处中华秩序之下，奉行事大主义，民族意识较薄弱，开化思想最早也是以实现近代化为主的，但已包含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思想。独立协会运动时期，韩国的开化思想家通过《独立新闻》等媒介竭力鼓吹自立自强的民族主义，肃清事大主义余毒，唤起大众的近代民族意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韩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不仅传承开化思想，更与社会进化论的传入与消化有关。最早引入社会进化论的是开化思想家俞吉濬，他在1880年代撰写了《竞争论》，但并未刊行，所以没有造成影响。其后是独立协会运动时期的徐载弼与尹致昊，他们在《独立新闻》上撰写的文章中已运用了弱肉强食等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来说明列强侵略弱国的事实，以此唤醒国民的爱国心。真正大规模引入社会进化论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家梁启超对韩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甚巨。他的《饮冰室文集》在1903年传入韩国，迅速风靡于韩国知识分子之间，成为了韩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在《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等启蒙阵地上如参考书一般频繁被介绍与引用。梁启超的观点立足于社会进化论，强调在当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人类社会中，弱小民族必须强化自身实力，方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他认为最关键的在于摆脱国民劣根性，实现“新民”。梁启超的思想在韩国引起广泛共鸣，张志渊、朴殷植、申采浩等人都受到梁启超的强烈影响，从社会进化论受到启发，在爱国启蒙运动中奠定了培养民族实力和唤醒民众觉悟的基本方向。而仅崇尚开化思想而缺乏民族主义（即所谓文明至上主义），则会陷入“败北主义”的泥潭，最终投向日本，爱国启蒙势力的对立面——一进会就是典型代表。故由开化思想和社会进化论相结合产生了韩国的民族主义，便为爱国启蒙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